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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回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毛泽东说：“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来信，林彪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4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所用的一句形容中国当时革命形势和前途的话。在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林彪便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困惑。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阐述。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一封信中的名言。《星星之火》指的是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政权地区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即局部地区内的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政权。《燎原》指的是革命的发展、红色政权的不断扩大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统治，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了，但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农村坚持了下来，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但当时党内一些人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明确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和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特道路为什么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一方面，就其可能性而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能够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终成《燎原》之势。
只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白色政权包围中的红色政权完全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毛泽东精辟概括了这些条件：
（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持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
（二）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
（三）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随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
（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
另一方面，就其必然性而言，中国革命只能走《星火燎原》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步探索出的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首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在革命力量超过反革命力量时占领中心城市的经验。
因此，革命工作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首先是为了占领中心城市，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
大革命已经失败，中共中央一度将党的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
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多经过摸索，转移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僻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
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迫使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历史一再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标题是《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林彪给毛主席的信后，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回信，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林彪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思想认识，指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
1930年新年伊始，在刚刚结束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建议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那么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呢？他就是当时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林彪。
林彪对革命产生悲观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红四军军长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信中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并要求他们俩离开队伍回到中央。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这封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鉴于前面有“二月来信”，现在又看了林彪的这封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疑问，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会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
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4月，毛泽东在福建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名为《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在信中，毛泽东除了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这样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很显然，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复信，已经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
为了教育红军战士，毛泽东在将信发送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
1948年公开刊行这封信时，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将这封信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封信就像是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步一步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