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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余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和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战犯都是执行《一个不杀》的政策。
这些战犯用“罄竹难书”形容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日本战犯做出了“追究犯罪处分”的决定。此后两年时间里，700人组成的侦讯工作团分赴抚顺、太原两处战犯管理所，对全部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审查、侦讯、核实。
即便是把这一千多名战犯的罪行简单汇总，也足以让人瞠目：被他们直接杀害的中国平民和战俘有857000人，烧毁、破坏房屋78000处，掠夺粮食3700万吨，煤炭2.22亿吨……
曾经被视为“勇武”“忠勇”的行为，现在成了对良知的拷问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也觉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谢罪”，有28人向侦讯工作团递交了处决请罪书，主动申请死刑。
藤田茂是自认必死无疑的日本战犯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记录当时的内心活动：“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虏要被处以重刑。在国际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有1200多名日本军官因此被处决。而我自己，仅‘秀岭一号’作战一战，就杀害了86名俘虏。我明白，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死刑。”
血债血偿，于情于法都是这些日本战犯应得的下场。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依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采取了从宽处理的原则。最初给中央汇报的公诉方案中，绝大多数日本战犯被免于起诉，准备起诉的战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严重者足以被处以极刑。
这个已经是宽大处理的公诉方案却被中央否定了。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时作了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定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依据“不杀少判”的中央决策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斟酌缩减，最后确定的起诉人数只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了，铃木启久第一个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挥制造6起屠杀惨案，每次屠杀都几乎全村灭门，这些惨案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
当年7月1日，是岛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写道：“从开始悔罪时起，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
夏天闷热的法庭中虽然预备了冰块降温，但岛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严肃，从未动手擦去汗水。
审判长宣读完公诉书，轮到岛村三郎自我陈述，他忽然双膝跪地，泣不成声：“在镇压抗日行动中，我命令警察严刑拷问，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我当年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二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有几十个国际法庭、军事法庭，庭审数千次，从来没有过的一幕出现在了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45名战犯，对法庭指认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认，没有辩解，没有推脱。被告席上的很多战犯痛哭流涕，当庭下跪，跪向审判席，又跪向旁听的中国民众。
参加旁听的外国记者评论：“中国的审判，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的立场不同，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战犯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
到7月20日，设在沈阳和太原的两个特别法庭，分四次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宣判。出乎这些准备以死谢罪的战犯预料的是，中国法官没有判决一个人死刑。铃木启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更让战犯们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先后分两批释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后，被判刑的战犯被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这里从此改称抚顺战犯监狱。他们之中，武部六藏因为身患重病，在宣判后不久即假释回国。另有一人在狱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后3名战犯被提前释放。此时，他们被新中国关押改造的时间总共有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也是14年。
中归联”的遗产
从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鹤港需要4天，这是日本战犯归国的航线。
1956年6月21日，1000余名日本战犯被新中国政府宣布免于起诉，他们分批登上了从日本开来的“兴安丸”客轮。4天的航程中，一个名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组织在回国日本战犯中产生。
“兴安丸”到达日本舞鹤港，很多人仍穿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统一分配的服装——那是一身中国样式的中山装。日本当地政府部门为他们送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没有一个人接受。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中归联”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文中写道：只要认识到本身所犯的错误，那么如何会再次地去犯错误呢?我们绝对反对战争，绝对反对把人们驱向战争道路的军国主义。
在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中，他们选择了文艺汇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东京千代田区公会堂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淹没。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被关押了十余年，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的标签。
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其实，最先对他们“洗脑”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洗去的是良知，灌输的是邪恶。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也可以说是“洗脑”，这一番洗去了邪恶，唤醒了良知。
为揭露战争罪行、保卫世界和平，“归还者”们还从他们在中国关押期间写作的《忏悔录》中精选了15篇文章，并配上15幅历史照片，编成《三光》一书出版，该书10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占战后日本书籍销售的第2位。
1963年，藤田茂获得新中国提前释放。他回到日本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时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帜。他不断带领会员奔波于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
“中归联”成立后便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他们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组织募捐，并护送这些遗骨回葬中国。藤田茂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返回中国，不停地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等人率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包括藤田茂在内的众多老兵已相继离世，亲人们捧着骨灰前来迎接，以了却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总理赠给他的中山装。
1988年，“中归联”会员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建立起一座洁白如玉的大理石谢罪碑，碑后用中日两国文字刻着这样的文字：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间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归还者”离开了人世。到2002年时，活着的“中归联”成员仅剩100余人，多数也已是风烛残年。这一年，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去世，“中归联”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命运。
实体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续。“中归联”宣布解散的当天，“抚顺奇迹继承会”宣告成立。它的成员是“中归联”会员的后代子女和一群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们继续记录侵略战争证词，编写季刊《中归联》，继承了反战老兵们的夙愿。
“抚顺奇迹继承会”在证明着，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遗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谢罪碑旁，一簇牵牛花爬满篱笆。
这些花的种子来自一个叫副岛进的战犯。在他获释回国前，中国管教员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告诉他说：“你来中国的时候拿着武器，回日本的时候带着这些花种。希望你再来中国的时候，手里拿着的是鲜花。”
回国后，副岛进把花种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并将结出的花籽分赠给邻居。2007年副岛进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牵牛花籽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日本战犯的谢罪碑旁，这些牵牛花旺盛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