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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依法用民主决策特赦战犯
毛泽东共产党是如何民主决策《特赦战犯》的？
《特赦战犯》民主决策的过程：
依法：《特赦战犯》。
三大纪律八大注意中的《优待浮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十五）决定特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法律关于特赦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宪法法律中对特赦制度一直都有明确规定。
1949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的职权。
1954年宪法规定将大赦和特赦的决定权分别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条第1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大赦职权，第31条第15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
同时1954年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
最高领导人提出《特赦战犯》的请求：
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实行特赦问题。参加者除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外，还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向党内外人士反复征询意见：
1955年5月25日，民主人士黄炎培致信毛泽东，表示已经把毛泽东关于特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并说：“对于特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对毛主席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进一步收集和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指出：“应否特赦及如何特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听取全中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以政协为主体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然后将意见上报中央。
毛泽东在修改通知稿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特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33、134页。
经过进一步征求意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后决定不向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大赦的议案，但赦免政策基本确定，何时实施主要是时机问题。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党内外人士征求意见，确立了宽大处理国内外战犯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赦免政策提出以后，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成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针对日本战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处理意见：宽大处理，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
至于国内战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这就需要对待国内战犯的政策与这个新方针相适应。
第二天，周恩来在陆定一《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准备赦免战犯的重要信号。
如何执行赦免政策，关系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甚至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日本战犯“分批释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极少数”，“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7、558页。
并提出宽大处理的方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分别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到会的程潜、蔡廷锴、傅作义、卫立煌、郑洞国、刘斐、王芸生、侯镜如、邵力子等“纷纷发言，盛赞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并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
程潜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认为党的宽大政策很好，听后很振奋。
蔡廷锴同意对原国民党中将范汉杰的处理意见，说：“虽说中央统战部在调查他的历史罪恶时我曾把他出卖十九路军的经过写了书面材料，现在我撤销这个材料，对他的仇恨不算账，同意释放他。”
傅作义两次发言，认为政府对战犯的处理政策自始至终是正确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他曾就此问题与毛泽东单独谈过，还写过书面建议。
与会者普遍认为党的政策“不是宽大无边，而是伟大无边”。《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页。
经过两天讨论，对中央宽大处理的方针，与会者基本上都表示赞同，但在具体方法和步骤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1956年4月11日，中央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群众团体各党组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通知强调：从宽处理有助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
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四、五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为了尽可能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毛泽东在通知上专门加了一段话：“除此以外，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各地各部门向党内外传达中央精神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多数人都同意中央宽大处理的方针，认为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
有人说：“宽赦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感激；杀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愤怒。我们虽不怕他们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为愈。”
因此，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也有人对宽大处理方针表示异议，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不符合“首恶必办”的既定政策。参见《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第35、36页。
总体上看，对日本战犯，中央认为应从宽，地方和人民群众认为应从严。
对国内战犯，由于成员比较复杂，具体什么时间放，怎么放，意见也不一致。
正如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所说：国内战犯“这些人不好判，当时判，就会要判一部分死刑，现在过了7年，如果判，也还有人要求处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宁可缓判，多押一个时期，情况慢慢变了，将来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
“处理这批人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需要分别处理，因为这里有个群众的觉悟问题。”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7月15日。
有鉴于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56年没有作出有关特赦问题的决定。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解释说：“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同时要向老百姓作说明……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时也没有必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5月2日。
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终确立了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蒋介石的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彼此贯通起来，并在实践中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劳动人民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进一步凸显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和作用。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的全过程贯穿着民主协商这一显著特征。民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但又是历史的、具体的，一个国家选择哪种民主形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取决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实践探索，取决于本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包括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贯穿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劳动人民不但可以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民主权利，而且可以通过民主协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拥有持续参与的权利，避免了西式民主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弊端。
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是民主的基础，也是民主的重要内涵和组成部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如人大立法和选举过程中，总是事前经过充分协商，然后再付诸表决。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也是首先进行协商讨论后再作出决策，并且在实施过程中还继续协商讨论，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及水平。发挥民主管理的社会治理效能，必须通过广泛协商，让民意进入决策层，实现科学决策。民主监督是寓监督于协商之中的协商式监督，是协商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劳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个人民民主的真谛体现了民主协商的显著特征和优势。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是治理型民主，要求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就是把民主价值、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中的一种，是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劳动人民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劳动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管理的权利。劳动人民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要求发展选举民主，更要求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是全层级、全方位、全领域的，协商主体要涵盖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方面和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内容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和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要求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协商渠道，使协商民主形成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生动实践。
人民民主的全过程体现在决策前、决策中与决策后诸环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发展型民主，要求不断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与参与实践。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独有、独特、独到的民主形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由此可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不但不能缺席，而且还要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