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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改革开放，在邓氏造谣公司中有一条谣言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这里的《经济建设》是模糊的。《经济建设》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前者几百上千年。后者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当时只有苏联实践过。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们，有谁懂得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大家都不懂。不懂就要学习。所以就有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们集体学习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在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懂吗？也不懂，但刘少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没有认真学习，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感兴趣。这才有文革。
《文革》后走资派邓小平造谣公司中有一条谣言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于是乎所有的大小走资派放出来的极右派以及牛鬼蛇神，和改革开放后走资派教育下的砖家禽兽马户又鸟，再加上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及少数地富反坏右和毒运轮们，齐上阵煽风点火大量宣传至今，现如今一切有关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描述文字的地方都有此谣言影子。
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是毛泽东自己在多种场合说的，那么走资派邓小平说了，为什么是谣言呢？
毛泽东自己说的《不懂》，只因不懂再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去学。而走资派邓小平说的是：《否定》毛泽东通过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所取得的成果。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中的社会主义完整的工业体系，大三线小三线等第二套工业体系。农村人民公社及社办企业。原子弹等科技工业，军事工业，民用产品工业等都有很大成果。
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证明了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一事实，都能装作看不见？！而谁的钱多了？谁富了也都能装作看不见？！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O年让他来了。
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
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
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
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
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
我说：“不晓得。”
他说：“你讲话太谨慎。”
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
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O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
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观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 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
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
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
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
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莱、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
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
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观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
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
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
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
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
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
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
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O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