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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重大社会制度创新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了若干重大原则和制度安排。
一是《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各级党组织服从党中央。
二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三是《党管干部》的人事原则,保证了中央及各级干部由中央及各级党委分别管理。
这些基本制度,保证了党的统一、军队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
这些原则和安排直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调整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包括:
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的总路线和总方针,还大大加强了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领导,形成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各级政府的《报告制度》和《决策制度》。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均予以实行。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方面也做了调整,设立中央秘书长及经常的秘书长工作会议,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研究与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事务,成为中共八大之后实行中央书记处会议工作制度的过渡形式和前身。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逐步削弱并取消大区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省市级直接的政治及行政领导。
1950年3月,政务院《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就开始上收大区的部分财权。
1951年12月,《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上收大区的人事权。以减少各级管理官员。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将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确定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并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的机关,上收大区的行政权。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大区行政委员会主席等领导人员到中央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下达决定执行。
相应地,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六个中央局,直接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这是党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新中国采取了单一制国家体制,创新民族区域制度。这不同于1922年苏联采取的多民族的联邦制。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面积的大小,分别建立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
同时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明确了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权。这是一种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又有利于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发挥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自治的积极性。
到1956年,全国建立了2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和43个自治县。
这一制度是毛泽东等人的制度创新和创举,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跨越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
人民解放军的军队也进行了体制改革,中央军委撤销了以野战军为基础的6大军区,成立了13个大军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逐步建立党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除军队干部实行单独管理外,其余干部都统一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管理。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体制。
从1948年开始准备,经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到1954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迅速地建立了党领导国家、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也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最典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它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执政党集中和控制了国家政权。二是中央政府对全国所有地区的人、财、物及经济管理权。三是军权集中于中共中央军委,真正掌握了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四是实行单一制政体,其立法权从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也伴随着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即从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从山头林立到团结一致。
这是北洋政府(1912—1928年)、蒋介石政府(1928—1949年)根本做不到的,国家的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急剧衰落的重要制度根源。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1840年以来全民皆兵的时代。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新中国才能在最贫穷的经济条件下和最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集中全国之力,举办全国大事,在极低收入条件下成功地发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取得的。
毛泽东的制度创新首先是党的领导制度的创建。内容包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各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制度
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制度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
中央书记处会议制度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毛泽东的创意下,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得以确立。
1956年,毛泽东创意性地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提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泽东认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感到孤单”,需要设几道“防风林”。
毛泽东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
毛泽东:“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特别说道,这一安排,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
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样安排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两个梯队,一线和二线。
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六大机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个人分工、内部协调、形成合力的领导核心作用。
毛泽东这一设想是深谋远虑的,也是高瞻远瞩的。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倘若遭遇不测风云,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极其危险的。
正是由于斯大林去世,接班人变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引发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成为“多事之秋”。
毛泽东为了避免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也包括他本人,创意性地设计了这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核心政治制度。
毛泽东的制度创新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宪法问题的经验,还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
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中国作为现代化的落伍者,又是后来者,具有“后发优势”。
这里毛泽东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包括一方面总结前人和外国人的(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积极的与消极的、进步的与倒退的经验和教训。
另一方面还要超越于前人和外国人,因而就有可能在国家制度创新方面获得后发优势。
对此,毛泽东既有自觉性,更有自信性,毛泽东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宪法优越于西方的宪法。这在当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但是,随着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国际的比较,《毛泽东预言》得到验证,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确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