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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代中国没有技术壁垒
《文革》时代的中国没有技术壁垒，每个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都开动脑子, 人人都献计献策将知识和技术没有占为己有，更不存在金钱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国外的反共势力也无法能左右中国的发展之路，洋奴哲学遭到批判, 也沒有这么多洋奴才。
那个时代的中国从普通工人后勤人员到知名的科学家、学者，那个时代没有“专家教授高级人才”与“下级或初级人员”以及"工人或杂勤人员"的等级之别，在接到科研任务后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 进行研究讨论以及辨论, 拍桌子争论都行, 最后谁的意见对，谁提出的方案正确，就采纳谁的。
这就极大的调动了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科学技术的研发从最短的距离获得最佳的方案和意见。同时，一个好点子，一项最新技术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得到推广和运用。如此便形成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绩效。
综观全世界都不可能再有比这好的体制。回顾过去，当时的中国能够创造这么多、如此伟大的奇迹也就不奇怪了。
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一个前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毛泽东时代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
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资格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
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
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
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
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
彻底破除私有观念，使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
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再说一个那时代的南京大学的老师，用现在的称号他可以称为"博士专家"又或是"特级教师顶级的知识分子"了, 可那个时代这样的高级人才和年轻工作的人一样都被称为老师! 那个时代的"老师"是受人人尊敬的! 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
据他所说，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当时的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
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
这样在毛泽东时代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清华大学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
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