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产承包打开私欲的潘多拉魔盒

联产承包打开私欲的潘多拉魔盒

走资派邓小平们盲目、极端化地推进农村私有化市场经济，其结果是三大要素大幅流出农村，土地被征占，资金被抽走，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任何领域，在这三大要素净流失的情况下能不衰败吗?  这是把市场经济当作市场主义的恶果。也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公社的视角去看。但走资派们不是想为农民服务出发的，为什么一再强调文革是阶级斗争？走资派们是为资本家自私自利服务的。设想不这么做如今的房地产资本家的土地如何得来？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办工厂社办企业累积的资产经验人才怎么能被土豪资本家收入私人手中？更多的外资，港资，台资，中资等资本家工厂里需要大量的工人哪里来？走资派邓小平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后不就解决了吗。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让三要素回流，让农民稳定在农村。

走资派邓小平们的“庸俗的发展主义”就是不管黑白猫摸石头胡来。

走资派们不会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如有反思也不触及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这一敏感问题，所以，走资派们的砖家叫兽给出的出路也很值得商榷。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要转移，人口和经济必然要相对集中、集聚。这种转移都集中于大中城市，已经证明是发展的陷阱，正像有学者指出的农民工夹角现象一样。但是，靠在传统村落基础上搞新农村建设，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毛泽东主席的远见在于这两者之间，既不是都进入城市，也不是停留在传统村庄层面，而是通过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实现农村相对集中的小城镇化。只有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农村三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净流出，又能实现本土的城镇化集聚。

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工业化的思想，在于有没有、要不要农村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经济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这实际上代表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还是走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郑州日报 》一篇报道巩义市竹林镇党委书记赵明恩同志的文章，有几点很有意思。从时间点上看，一个是1974年初，村党支部看他是块好料，让他带领副业队寻找挣钱门路。竹林村是个远近出了名的穷山村，赵明恩担任小耐火厂厂长，并带领副业队办起机械厂和矾土矿。到1978年年底，竹林村的社会总产值达到110万，人均收入89元。

再一个是1983年6月，围绕“今后走什么路才能脱贫致富?”的主题，竹林村党员干部扩大会开了七天七夜，大队全体党员、生产队以上干部和群众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硬是没有分散人民公社。

第三个是1994年11月，竹林村与周边三个村整合，设立竹林镇。12年后，竹林镇再次“扩张”，周边又有三个邻村并入，人口和区域面积均扩大一倍。1996年4月，竹林村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改居，全镇近两万人口全部成为城镇居民。

最后是1997年，竹林镇集体企业全部进行股份制改造。1999年，竹林村众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太龙药业)实现成功上市，敲响了河南医药企业击水股海的第一锤，“竹林品牌”在全国越叫越响。现在的竹林镇是国家AAA级旅游区，全镇年产值达50亿元。

如果研究一下全国还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典型，几乎每一个都具有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

走资派邓小平的联产承包为什么成为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首先，真正的联产承包与人民公社体制并不矛盾。联产承包制的本来含义是什么?最初的联产承包是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经济劳动管理和分配方式改革的概念，是由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改为承包制，可以将农业生产活动承包到作业组，也可以承包到每个劳动力，后来发展到承包到家庭，然后按照每个作业组或劳动力或家庭的产量多少，由生产队统一计算劳动报酬进行分配。所以，当时的联产承包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是一个集体经济的概念，是生产队劳动管理和分配方式上的一种改革。主体是谁?是农村集体。没有主体，也就无所谓承包。如果真是坚持当时这个初衷，也许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这并不是发明这个概念的人的本来目的，只是一个障眼法的过渡而已。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几次反对包产到户，人们印象很深刻。发明个新名词，可以绕开很多麻烦。后来的发展演变也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集体统一分配的特征很快就消失了，联产承包变成了按人均分土地的分田到户的“大包干”，既不联产，也不承包了。

所以，联产承包的概念很快就被偷换了，变成了分田单干的小农家庭经济。

于是，农户的承包期被延长了、长久不变了，土地承包被固化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关系的调整权就这样被剥夺了，双层经营变成了家庭一层经营。接下来的是土地的自由化流转、兼并和集中。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重复过无数次的由均田制到土地兼并集中的历史再循环，只是现实需要面对的却是资本对小农的剥夺和改造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农村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本来是毛主席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战略的自然延续，因为社队企业已经在公社解散前发展起来了。

但是，走资派们的决策者没有这个战略眼光，走资派们没有想到这个异军突起，说是“意外地抱了一个金娃娃”。但是，这种意外的收获不但没有使走资派们重新认识到毛主席的战略远见，相反，却助长了走资派们加快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自信。因为走资派们认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农村体制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毛主席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战略的必然趋势。

于是，90年代的颠覆开始了，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了、私有化了，结果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进程中断，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断。

本来8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城乡差别已成缩小之势，但是，在90年代以后却迅速地拉大了。

“三农”逐渐问题成为老大难，现在又要靠资本下乡来救命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联产承包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是一块敲门砖，是为了敲掉集体经济，这个使命完成了，它也就被丢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联产承包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把钥匙。

云南省玉溪市有个大营街村，党总支前任书记代保周和现任书记任新明都曾感叹过，“如果在‘大包干’的时候把集体的东西都分了的话，大营街就不会有今天。”

大营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间是很短的。1983年6月，大营街大队9个生产队基本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工作。土地分了，但集体企业没有分。回首往事，大营街人十分庆幸，当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瓜分集体企业的时候，他们没有分。因为正是这些集体企业为大营街后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单干之后不到三年，大营街开始逐步把土地重新收归集体来办工厂。这说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集体企业，只要集体企业发展起来，农业的家庭承包就完全可以调整过来。大营街人将土地收归集体使用经历了一个从收回山地、收回旱地再到收回水田的过程。随着转变土地使用方式所获得的利益逐步加大，更多的土地被收回就是顺理成章的。2000年，大营街收回了所有的土地。通过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使相对廉价的土地大为增值，是大营街等许多地方在乡镇企业发展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80年代后期，大营街基建队是为玉溪卷烟厂建盖住房、厂房的众多建筑队之一，他们的诚实守信体现在了承包的工程质量上。当卷烟厂要合作建一些配套工厂的时候，大营街人因诚信而得到了机会。贷款400万元建起的云南玉溪水松纸厂和云南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两个卷烟配套企业成为这一时期的两个龙头企业。很快，铝型材厂、铝箔纸厂、油墨厂、铜材厂、太阳能厂等三十余家企业相继建成。

农民组织起来的两种基本组织形态和组织体系！

　　

社区型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两级)和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是农民组织化的两个基本组织体系;合作经济组织和公司企业组织是两种基本组织形式。

按照毛主席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人民公社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后，农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是集体经济体制下的农业产业化。

90年代初期，作者曾将农村现代化进程概括为四大基本趋势，即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农村工业化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公社工业化，而农业产业化又是什么概念?在人民公社体制的初期阶段，农村基本上是“以粮为纲”，产业结构单一。

随着农村工业化即社队企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趋势是由“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向多种产业转变。

多种经营发展成为多种产业，是大农业概念下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化，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这种趋势使农业内部的各产业逐渐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产业体系，使粮食以外的肉、蛋、菜、奶、果、茶、油等等过去作为副业的多种经营变成独立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