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真面目

大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真面目

作者：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      

时间：1957.12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考验，揭露了右派分子钱伟长长期掩盖的真实面目，钱伟长不但是清华大学右派的首领，而且是全国教育界和科学界中很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他是章罗联盟争夺文教、科学领导权挂帅点火的一员猛将，提出过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和教育纲领，进行过一系列反党活动。在今年六月六日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谋反会议上，他是最积极出谋划策的人，在六教授中又是资本最大、活动最多、影响最广的一个。

钱伟长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九四○年到四二年在加拿大留学，一九四三年到四六年在美国加省理工学院学习，一九四六年回清华担任力学教授。解放后，他扶摇直上，由一位青年教授提拔为清华大学付教务长、教务长、付校长，他的教授和工薪级别也由五级提到一级。除清华大学的职务外，他还担任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和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科联常务委员，力学研究所付所长，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力学学会付理事长，力学学报编委，物理学会理事，物理学报编委等，此外他还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印友好协会理事，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付秘书长等一共廿多个重要职务(见本文附注)。

解放以来，他曾多次被派出国，代表新中国科学教育界访问印度、缅甸，参加在波兰和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力学会议，参加赴苏考察培养新技术干部工作的高等教育考察团，参加国家技术委员会派赴苏联、捷克及民主德国考察工业技术的考察团。他参加了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规划方面的许多重要决策，如一九五六年制订全国科学规划时他参加了全国科学规划的核心小组，并经常接受高教部和重要委托，如参与制定我国高等学校教师学术、学位的办法，参与审核我国技术科学方面许多专业的留苏学生名单等。他还接受了波兰科学院授予的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光荣称号，并获得了新中国科学院第一次科学奖金的二等奖。在各种社会活动场合，他都表现得特别活跃，各种全国性的报纸杂志也曾刊登他的文章、谈话或有关他的宣传介绍，使他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一时成为新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的风云人物。

整风运动揭穿了钱伟长这个“一贯进步、博学多才、精明干练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右派分子的本质。钱伟长不象费孝通、曾昭抡等人历史上有着人所共知的反共劣迹；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这样的信任和提拔，为什么他还对党对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充满敌意呢？这乍看起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钱伟长之成为右派分子绝非偶然；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事实中分析一下他的思想、政治情况，看一看在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关头，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否“一贯进步”？看一看这个“社会活动家”在作着什么活动?看一看这位“科学家”的知识范围和科学态度究竟如何?是否真是通晓一切的“万能科学家”?看一看这位“教育家”是怎样对青年的灵魂加工的?他要利用青年达到什么目的?

钱伟长自诩追随共产党二十年，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而且还是革命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唯物主义者，甚至在反击右派初期，他的反党阴谋已开始败露时，他还以这点来欺骗青年学生。不错，在抗日战争前夕他曾一度参加过“民先”，但抗战爆发，这位队员就脱离了组织，脱离了抗战，避入天津英租界教书，后来到昆明又在抗战最困难的关头赴加拿大转美国留学，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两年才回国，几乎整个抗战期间，他都居留国外，对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采取了旁观态度。

在第三次国内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华北临近解放时，他再度打算到美国去作军事科学研究，完全背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后来因故未能去成、才留下来等待解放，但对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起先采取了很不欢迎的态度。解放以后，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性质的改变，因此解放后第二年，教育部就根据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教学改革的方案，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并召集第一次文教工作会议来讨论。这次改革遭到了罗隆基集团的反对，张东荪、费孝通等召开座谈会策划了大闹文教会议的阴谋，钱伟长也是其中的积极份子。由于他们的阻挠，这次改革方案没有通过，延缓了教学改革的进度。但钱伟长看到大势所趋，难于长期抗拒教学改革，因此，他和费孝通主动提出了另一个校内“改革”方案(14院43系的大清华方案)，引用苏联教育经验中的某些辞句，保存旧中国教育的实质，企图以校内调整抵制全国调整，用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来抵制根本性质的改革。钱伟长打着“响应政府号召”的旗号，欺骗、拉拢了一部份人，又假借群众的名义，要挟教育部接受他的方案。这就是钱伟长最初对教学改革的态度。

思想改造运动中，钱伟长崇美反共的思想受到了严正的批判，这次运动后，群众觉悟提高，学校党的领导加强，掌握了行政，钱伟长审度形势，改变策略，由公然抗拒党的政策一变而为表面上积极拥护，但实际上他并未真正接受思想改造，心里另有一套打算。

这期间他讲话、作报告、写文章都极力赞扬苏联经验先进，批判资本主义旧教育落后，强调教学改革的成绩。这样博得了“思想进步、学苏积极”的美名。

但钱伟长表面上虽装作十分拥护党的领导，背地里则处心积虑要和党竞争领导权，1953年春清华大学一位党员付教授因意志薄弱自杀了。钱伟长就幸灾乐祸地在民盟的会议上大事宣扬：“党员灰心失望了。党没有业务，不能领导了。”他当着校内党员的面常故意称赞清华教学改革坚决，嘲笑“只有傅家班(指傅鹰教授和他的夫人张锦教授)不肯换教科书”，但当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的范长江同志个别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又责怪年轻人无知，不尊重傅鹰教授，傅鹰教授业务好，不肯换书必有道理(其实学校根本没有让傅鹰教授换书)。有一次高教部召开各院校的院校长教务长座谈，有人提出反对系、教研室设秘书由党员教师担任，钱伟长却故意对党员校长和党委书记表示：这条经验必须肯定，他一定要发言力争。但背后又对范长江同志说，党对老教师只“利用、改造”，而不“团结”和“依靠”，老教师有职无权，没有主人翁感觉，似乎新教师就是代表党执行政策的。钱伟长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原来教学改革初期有一部分老教师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认识不足，对贯彻教学改革不够积极主动，当时学校党委一方面坚决地依靠广大教师，贯彻教学改革方针，但另一方面对这些抱不同见解的教师也耐心等待，不勉强他们改变自己的看法和作法。钱伟长不谈指导方针上的分歧，不谈新老团结的思想基础，夸大新老教师间的矛盾和所谓“竞争”，强调老教师的“真正”职权和领导作用，实际上就是要让这少数教师各行其是，不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已经透露了他和党竞争领导权的意思。

后来他更一再围绕新老教师的关系和老教师领导权问题大做文章。企图用学位、学衔制度限制年青人，以保证他所谓少数“老教师”的领导；他主张教师的任用、进级、进修的大权，都要归“学术水平高”的老教师来掌握，把党排斥在外面。他认为抓到了这一条，就可以用个人名利、个人前途逼使青年教师就范，脱离党的领导。为此，他一直热中于订学位、学衔制度，强调出国进修要凭业务报考，反对政治审查。曾昭抡也加以配合，说钱伟长这见解最深刻，办好高等学校的关键是学位、学衔制度。到整风时他们就公开提出要一切大权绝对归教授，“不学无术”的人“不准哇哇叫”。整风前他们进行这种争夺战，是隐藏在“健全学校正规制度”幌子下面的，他用这种障眼法骗取了高教部某些同志的信任，成为起草这些条例时的重要“顾问”，并且吸收他的意见制定了选拔留学生的办法。

1956年是国际“多事之秋”，帝国主义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义的思潮泛滥。在国内正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一年，也是知识份子中思想动荡、斗争、分化最厉害的一年。从钱伟长个人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也是他从表面上拥共拥苏转向公开反共反苏的一年。上半年他参加科学规划工作，备受领导信任，参加领导核心，担任了几个组的领导工作，但钱伟长不是因而更加靠拢党，用自己忠诚的积极的工作来回答党和人民对他的极大信托；相反地他却更加明目张胆地开始了公开的反党活动。他野心勃勃地伸手抓科学规划中新科学技术的领导权；他一面不懂装懂，当上了自动化研究所的筹备主任和自动化进修班的主任等，同时，还想挤走党员，抓原子能干部的培养工作。又积极拉拢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和电子学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增加自己在这方面的影响。后来他又利用这些资本来拆国防科学的台，煽动科学家尤其是新从美国归国不久的科学家不要到国防部门工作，散布军事部门不自由、国防研究论文不好公开发表、影响成名等等的谬论。钱伟长本人为美帝国主义国防科学效过劳，临解放前还企图再去美国从事这一工作，但他对祖国的国防科学竟抱着这样的敌对态度，这是令人费解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钱伟长随中国技术委员会考察团赴苏时，曾向团长表示他可以参加技术委员会的工作。钱伟长一面喊叫社会活动多，行政工作多，说他的科学生命有被挤断的危险，“要共产党负责”，同时却又不厌其多地抓新技术部门的领导权，其用意何在呢？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赴比利时出席国际力学会议，又在瑞士逗留，这时他很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动态；后来在东欧接触到一些修正主义的思潮。当他随国家技术委员会考察团在苏联考察时，他利用苏联对中国同志的信任，专门搜集苏联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教训，作为他后来反苏的资本。回国不久，他就开始了公开反共反苏的活动。

钱伟长利用党的信任，取得了科学、技术、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在群众中间有广泛的影响，天然成为章罗联盟要用来进攻文教界领导权的“理想”人物，而钱伟长的阶级立场也要寻找反共的政治力量，这一年钱伟长和章罗联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解放初期，钱伟长就曾参加过罗隆基集团的首脑张东荪召开的座谈会，一九五三年他加入民盟，对民盟基层的活动很少过问，但费孝通的“串联”活动却是积极参加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他被民盟中央提名当选为中央委员，多次列席中常委会议，七月又被委为文教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七年费孝通还拟提他为民盟的文教委员会付主任，接着又被聘为民盟中央刊物“争鸣”的编委。他从苏联归国后不久，十一月中旬就和章罗联盟密商，藉陪波兰专家参观讲学为名，飞往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五大城市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到处发表演说，煽动群众，进行思想放毒。这些城市民盟组织按盟中央公函及章罗联盟骨干分子吴春选的通知，组织了不下万余人来听他的反共反苏演说，并布置“传达”和“学习”。钱伟长每到一地就与当地民盟中右派骨干分子会面谈话。据上海右派分子陈仁炳、沈志远的交代，他们从与钱伟长的接触中，“得知”章罗联盟的“作法”；杭州的右派分子并把他的这种做法加以推广。钱伟长还利用参观、座谈、访问等方式收集材料，为他后来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和教育纲领作准备。他回京之后向章伯钧汇报了这次旅行的收获，章伯钧大为赞赏，并在民盟中央的会议上表扬和推广。章罗联盟的女将浦熙修也通过文汇报极力为他吹嘘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