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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右派都是走英美资本主义路的
作者：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
时间：1957.12
一九五七年一月，钱伟长从南方回京后，就向高等教育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发动了一次猛攻。
一九五六年夏进行全国科学规划时，钱伟长等就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散布一种教学改革失败论，实际上是否定苏联先进经验，要求改弦易辙，走英美资本主义的老路。
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了热烈争论，因此高教部定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些重要原则问题，并修订新的教学计划，显然这次会议对今后教学工作方向是有重要影响的。
钱伟长就抢在这次会议开始的前四天(一月七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谈话，这篇谈话全盘否定了教学改革的成绩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
他俨然以一个党外专家的姿态来“纠正”这几年教学改革的“错误”，藉以证明党是“外行”，领导不了高等教育。光明日报特地把这篇谈话加大标题刊登在头版显著地位上，并且加上按语称它是“专家”对高等教育“关键问题”的深思熟虑的见解，要求检查过去的教学指导思想。这种作法和六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等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次会议上钱伟长公开发表了他崇拜美国贬抑苏联的言论，说“苏联工业中缺乏新技术”、“发展潜力不大”，说苏联科学技术全面落后，要高等工业教育再走过去被批判和抛弃了的“通材教育”的老路。
他调兵遣将，大肆进攻，并且通过光明日报制造舆论，但终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得逞。今天看起来，当时积极支持钱伟长观点的如雷天觉、陈新民、曾昭伦、冯秉铨等人都是右派分子，显然地，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党进攻。
五月共产党发出了整风的指示，全党开始整风，并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帮助党整风。章罗联盟认为有机可乘，就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钱伟长也明目张胆，出来挂帅点火。他攻击的矛头不仅指向清华党委，而且指向整个文教、科学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提出了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并且要鼓动学生上街闹事，以便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钱伟长这时期的右派言行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攻击高等教育工作中的社会主义改革，鼓吹资本主义旧教育的复辟。他公然宣扬今不如昔，旧中国的教育是切合中国国情的中华民族自己的教育制度，教学改革后的一套是教条主义，他说“办教育挂两个牌子，一个资产阶级，一个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搞不好的。”他诬蔑苏联科学和教育落后，要求学习美国西德。他竭力丑化现在的学校教育工作，极力粉饰旧清华的资本主义传统，他说教学改革打垮了旧清华的优良学风，要十几年才能恢复起来。他反对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座谈会上、自由论坛上和接见学生谈话中大肆宣扬这些右派言论。
(二)攻击高等教育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主张文教科学应由右派来领导。他说学校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党的宗派主义，党的领导越加强，党外人士的“当家作主的味道就越来越稀薄了”。他认为高等学校中“党的这条线太粗”，应当削弱。他要把党员排斥在学校领导之外，提出了“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口号，他说在学校工作的人员只能凭学术地位讲话，“不学无术的不准哇哇叫”。而他心里的所谓“有学有术”的人，仅仅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吃过洋面包和在国民党时代得过教授头衔的老教授，他认为学校的一切大权包括人权、教权、财权都要归教授。他主张实行一种聘任制度，学校不得教授同意不能解聘，但教授不满意时却可以随时“拂袖而去”。他说这样才能克服校长的官僚主义，保证教授的绝对权力和就业自由。
(三)鼓动党员反党，诬蔑党中央，攻击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他诬蔑党中央“分裂”，造谣说有一部份领导同志不主张“放”。他称赞清华党委中的右派分子袁永熙最开明，称赞叛变的党员觉悟高，把党员向右派分子投降叫作“搞好团结”，鼓动所有党员都要这样带头鸣放。甚至公然主张取消党、团组织，说从整风起就可以“公开办党”，又说团组织的存在会造成学生之间不团结，同年岁的人(指团干部)作政治工作只会造成学生的不满。他嘲骂进步分子，挑拨党群关系，他自己身兼廿几项重要职务，却喊叫“非党员就没有前途”，“老教师有职无权”，集中攻击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反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
(四)策动全校右派分子攻击清华党的领导。钱伟长上通章罗联盟，下面联络一些同盟者，后者大多是系、教研组、工会、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就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进攻据点，并且以自己的领导身份到群众中去寻找支持者。右派的职员、学生也托庇在这些右派教师的麾下。他们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策略，进攻中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以钱伟长为首的全校范围的阵势。尤其恶毒的是，他们还勾结和征服了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为他们通风报信，里应外合，这样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策略的全面进攻。
(五)鼓动风潮，要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夺取党的领导。钱伟长利用一切矛盾，点火煽风，鼓动群众闹事。其中最大的是发动一个理工合校六千人的签名运动。他亲自指挥一个“工作组”，策划在全校大搞，要组织论坛，访问教授，轰出大批大字报，发表“致教授书”，指责理工分家是教条主义和学习苏联的结果，要高教部立即开会讨论；发动教授和学生签名，要声势浩大，全校轰动，然后登报，搞成全国性风潮。钱伟长还提出了选举校长，他以为有了六千选票，当然可以“取而代之”了。他得意忘形，在章伯钧六月六日召开的六教授谋反会议上大放厥辞，说清华的形势一触即发，学生就要上街，清华党委已经不能掌握，建议章罗联盟用这个形势压党中央，让党中央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但接着就开始了反击右派，钱伟长的阴谋宣告破产。
(六)在这一阶段，他在校外还进行着一个钜大的阴谋纂夺活动，这就是攻击科学战线上党的领导，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钱伟长进行这个活动并不自整风始。一九五六年他飞往南方五大城市发表反共反苏崇美的“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演说，一笔抹煞解放后党领导下科学工作的重大成就，根本不提科学规划这件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举，处处强调苏联的经验对中国不适用，恶毒地把苏联的援助说成干涉。
一再吹嘘美国技术先进，美国了解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还深入，应当向它学习。钱伟长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他纂夺科学界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
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也极力为他们吹嘘捧场，藉钱伟长得到科学奖金这件事，大肆宣扬钱伟长的科学道路，他和他弟子间的“迷人的师生关系”，这样来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科学路线，攻击党要挤断科学家的科学生命，高等学校的党不支持科学研究等等，为此后钱伟长的“保护科学家”和提议科学院通过谴责高等学校不重视科学研究提议等活动作舆论准备。
钱伟长又通过各种方式收集科学研究工作的缺点和煽动科学家对党不满，他说“科学规划以后研究条件毫无改进，反而比以前“惨”，又说“解放以后科学事业倒退了，十二年只能用来补课，根本无法赶上世界水平，这件事要共产党负责”，他还提出应有被“保护”科学家的名单，鼓吹“分散就人”，取消科学工作计划性与集中领导。
他与曾昭抡等在章伯钧亲自指导下拟定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其中提出科学研究不要有计划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消科学院的统一领导，党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新中国的科学家需要“保护”，以及要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等反动论点。
章罗联盟把这个纲领当作是他们政治设计院的第一号产品，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并加按语说这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新方向”。
钱伟长一面进行反党活动，同时又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会议，发表正面意见，大耍两面手法。
他一面向科学规划委员会递上这个反动纲领，企图分庭抗礼；
而另一面当事情败露后却又发言表示拥护党，还大呼“亲爱的党”，讲完了拍着范长江同志肩膀问“我讲得怎样?”充分暴露了两面派的丑恶面目。接着，反右派斗争开始，使他的这一场进攻遭到了澈底失败。
右派分子高兴得太早。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早已识破他们的诡计。六月八日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钱伟长一面在背后大发雷霆，要拉几个右派教授集体辞职来将党委的军，抵制反击右派；而另一方面，外表故作镇定，伪装积极，企图蒙混过关；6月18、19日在民盟中央和清华大学学生自由论坛上还想冒充“反右派积极分子”，高呼“亲爱的党”，他甚至急不择言，居然说出他要“党天下”，极力辩解自己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绝无联系，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他做梦没有想到。无奈第二天陶大镛在师大就被迫交待了一些钱伟长参加章伯钧密秘会议的情况，以后势急转直下，钱伟长反党阴谋就在群众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
钱伟长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表示低头，但仍然缺乏悔改的诚意，不肯自觉澈底交代，只就别人揭发的事实避重就轻地承认一些，戴上几顶空空洞洞的大帽子，而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仍拒不交代。但无论钱伟长如何狡辩终掩饰不了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本质。钱伟长自夸在政治上“一贯进步”，在科学上无所不知，在教育上又是青年导师；但从群众揭露批判的材料表明，事实恰恰相反然。这位表面上一贯进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学习苏联”的科学家、教育家，原来是长期以来反共反苏，崇拜美帝，追求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家、两面派。
钱伟长平时装成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彷彿是个单纯直率的人。实际上正相反，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翻覆无常、挑拨离间、阴险诡诈的野心家。这几年来他玩尽了两面派手法，在科学院、高教部、清华大学等单位之间播弄事非，挑拨关系，在科学院要谴责“高教部”。在高教部要谴责“科学院”。他要用外力压清华党委，他又以清华大学作资本，培植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身价。大鸣大放期间，他策划指挥，十分狠毒，反击“右派”之后，他百般狡赖，极不老实。从这些事实上看所谓“心直口快”，完全是一种骗局。
钱伟长这个政治野心家是披着“万能科学家”的外衣的，因此特别能迷惑人。他几乎鄙视一切人，骂党员干部“不学无术”；骂老教授的学问已经过时，“误人子弟”；骂一九四○年前后毕业的教师根底差(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念大学)。
他经常指指点点在各种专业问题上充“内行”，还自吹他兴趣和知识的广博是别人不能想像的，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领导一切、高人一等”的“万能科学家”。
一九五六年底他在南方五大城市讲演时，纵论天文、地理、动力、冶金、机械制造、土建、农业、医学等二十多个科学部门中的研究任务和存在的问题缺点，极端傲慢地斥责这些部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无能。他说：“不知他们都到那里去了？都作什么去了？”“连这也规划不出”，要受到后代子孙的唾骂。
他俨然以这一切科学部门的专家自居，而且还高出于这一切部门专家之上。反右斗争开始后，各部门的专家纷纷批判钱伟长的这篇报告，证明他完全是不懂装懂、错误百出。除他自己本行外，其他科学部门，都是十足的“外行”同时还揭发了他的著作中抄袭别人劳动成果，却不注明出处的剽窃行为，事实戳穿了“万能科学家”的神话，揭露了钱伟长“偷、装、吹”的极不老实的治学态度。他用这种态度作学问，他的科学造诣到底有多深？也是值得专家们研究的。
钱伟长还自吹是“有几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实际上他只教了十年书)，在他和弟子得到科学奖金时，光明日报、文汇报又极力吹嘘他是循循善诱的良师，他在各种会议上还发表过对中、小学教育的意见，他又常常在青年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还是个教育家，许多青年甚至把他当成导师和榜样。
整风揭露了钱伟长是一个腐蚀青年灵魂的政客。他散播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来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对抗，他极力鼓吹个人主义，利用知识青年的弱点，煽动他们为个人利益、为成名成家奋斗，不考虑国家的需要，不服从国家的利益。
他公然的诬蔑集体主义教育是封建主义的借尸还魂；他提倡自由任性，不要纪律，反抗领导。他这样用资产阶级的意识来腐蚀青年，把青年变成他的工具，利用青年来攻击党，实现他纂夺领导权的目的。为此，他不惜牺牲青年，让他们作资本主义制度的殉葬品，断送他们的前途。钱伟长常常自吹爱护青年，实际上他是在毒害青年。
钱伟长是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典型人物，他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都发表过较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