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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要共产党《下台下轿》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首都法学界披荆斩棘搜索右派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
新华社21日讯 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一个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
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是法学界座谈会和各政法部门、政法院校互相配合进行的。法学界座谈会从5月27日开始到今天止已开了三十二次会议。
在前六次座谈会上，即大鸣大放时期，法学界的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政府司法工作大肆进攻。到6月11日，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即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法学界中的右派分子就不断地被揭露出来。
在法学界本月20日的座谈会上，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锺骆的反动言行。俞锺骆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诬蔑人民政府“过去太强调专政，不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甚至恶意地认为“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他对人民政府对惯盗、惯窃等坏分子实行专政“表示反对”。他还诬蔑在审判工作上“罪与非罪的界限划不清”，“出入人罪”。他别有用心地认为产生这种“坏现象”的原因有三点：“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审判人员判案可以随心所欲”。俞锺骆说现在的司法干部水平“极低”，在“政策掌握上左右摇摆不定”，在“量刑上总是纠左偏右，纠右偏左”。
他很赞同右派分子杨玉清要共产党《下台下轿》的反动言论，认为应该“换班”。
俞锺骆是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的负责人。在大鸣大放期间，他积极活动，企图拉一些对工作不满的人加入民盟，并常煽动青年人向党进攻。
在法学界座谈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法制局财贸法规组副组长吴传颐、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干部陈建国等。
这些右派分子都歪曲、捏造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材料”，污蔑司法工作。陈果夫唯生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吴传颐叫嚣“有法难依”，企图否定人民民主法制。陈建国叫嚣“无法可依，是造成错案的原因之一”，企图否定解放以后的立法工作的成绩。
在座谈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政法院校的教授、讲师，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宗麟、中央政法干校教员谢怀栻等。
他们中有的企图否定司法改革运动的伟大成绩和政法院系调整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在这些工作中，“旧法学人员被一棍子打死”，提出要“招魂”。
有的污蔑政法教育事业，说“目前政法界的主要问题是宗派主义”，有些右派分子还恶毒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政法干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派出所。”
有些右派教授在大鸣大放中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想以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为基础，把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外交部领导。
法学界人士在揭露王铁崖的阴谋计划时说，王铁崖的阴谋计划就是想篡夺党在政法教育方面的领导权。王铁崖也曾公开提出取消学校党委制的主张。
法学界中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在最近已被法学界人士揭露出来了。这个集团的成员有楼邦彦、王铁崖等右派分子。他们共同阴谋策划“院系再调整”，组织“大法学院”，企图夺取政法学院领导权，从而再夺取政法部门领导权。他们这个反动集团是在章罗联盟策划之下进行阴谋活动的。钱端升在大家的揭发下，已承认他是“接受了章罗的领导，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法学界中的许多右派分子的历史是丑恶和肮脏的。
有的做过国民党的特务，有的与美国特务有关系、有的是反共能手，有的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
曾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下轿”的右派分子杨玉清就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杨玉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伪立法委员和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等重要职务，是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
1943年，他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集中营的讲台上，对着几百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了“攻心斗争”的反动说教，他还同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过“短兵相接的挖心斗争”。
法学界右派反动集团中的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过去都和美国特务有密切的关系。
右派分子俞锺骆是拥有三百多两黄金和万元股票的资本家。在抗战胜利后，他专门为汉奸作辩护律师。
首都法学界还要继续召开座谈会，并将和各政法部门、各政法院校密切配合，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以取得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