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口罩是慢性自杀的选项之一! [2020/03]
- 文革中毛泽东为什么不杀邓小平 [2023/01]
- 蒋介石国民党如何屠杀共产党 [2021/08]
- 从赖昌星到许家印腐淫越玩越大 [2023/10]
- 毛泽东是靠"杀人"取得建国大业的吗? [2020/04]
- 赵立坚是中国官方中唯一的男儿! [2020/03]
- 康华帝国皇上邓朴方又下圣旨了 [2021/12]
- 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 [2022/07]
- 邓小平向中央保证《永不翻案》 [2022/12]
- 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共产党内走资派 [2019/04]
- 走资派邓小平是中国最大卖国贼 [2022/10]
-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部天书 [2022/01]
- 文革红卫兵和改革走资派谁残暴？ [2021/10]
- 文革中的刘少奇究竟是怎么死的 [2022/05]
- 山沟里《红色娘子军》跳芭蕾舞 [2023/08]
- 毛泽东后中国共产党无一是男儿 [2022/08]
- 文革是毛泽东第二次逼上井岗山 [2023/01]
- 排华时期卖博士洋人是否不排华 [2023/02]
- 文革批知识私有为的是缩小差别 [2023/01]
- 《卖给洋人》和华人华侨的区别 [2023/02]
- 卖博士痴梦要共产党和人民分开 [2023/02]
- 学完书本科学知识需上劳动大学 [2023/01]
- 炸掉北溪民用设施习不想做点啥 [2023/02]
- 《人民》就是全世界受苦的人！ [2023/01]
- 毛泽东是不是马列主义谁来评判 [2023/03]
- 《狂飙》传销走资派护养黑社会 [2023/02]
-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瑞金成立 [2023/03]
- 毛泽东时代工厂实行车间医师制 [2023/03]
- 老特罗多当加国总理15.5年 [2023/03]
美国人李敦白文革中洋人造反派
对于《文革》！只准走资派和右派抹黑造谣颠倒黑白？而不准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陈述真实的事实吗？中国人的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都被走资派和右派篡权上台后杀得差不多都死了。留下一个洋人造反派，美国人李敦白说说文革中的事。不行吗？
美国人李敦白（1921-）的一生曲折而传奇，入大学不久即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又因为“二战”的机缘，李敦白以美国军人的身份来到旧中国时，没有打过一天仗即赶上日本投降。接到退伍命令的他，却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去延安教毛泽东学英语。他乃设法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中国，继而于1946年秋转赴延安，从此开始他投身中国革命长达三十余年的历程。晚年忆述时，他慨叹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中国一呆三十五年，并深度了解中国共产党而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三十五年间，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其人生“鼎盛”，是“文革”初期成为中国最积极也最具影响力的洋人造反派和可以“通天”的风云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局长。而其人生“低谷”，是两次被误认为美国间谍而入狱，被单独监禁长达16年（1949-1955、1968-1977）。
如此深度介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建设，亲历文化大革命中又是造反派，并有如此跌宕起伏之人生体验的外国人，李敦白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令人好奇的是，在身经如此“非凡”的人生之后，留存在晚年李敦白记忆中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与心绪？作为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又曾加入过美国共产党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文革又有着怎样的认知和思考？
美国人李敦白有两本回忆录：一本是《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红书”），一本是《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九州出版社2014，以下简称“我书”）。两书各有侧重。“红书”依时序重点回忆了35年的中国岁月。“我书”则贯穿其整个一生，对前书所缺失的前后部分作了补充，并用相当篇幅描述了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官员及众多当时中国社会知名人士的交往与印象。
一般人写回忆录，最常见也最难避免的，是以晚年的“后见之明”回溯前事以及选择性忆述。而李敦白的回忆，不仅呈现出罕有的坦诚，且尽量避免“后见之明”的影响，试图“再现”自己“当年”的所思所为。书中描述了一个充满理想的美国男孩是如何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点燃心中的火苗，如何倾其所有献身中国革命，但同时也如实述说了这些梦想后来又怎样引领他及其革命同道者的故事。
李敦白自述，他19岁加入美国共产党时，只是想争取“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学术自由”。
李敦白在书中描述：当时美军在延安设有联络处，担任华盛顿与延安之间的联络任务。每逢周五晚，美军联络处即与中共高层分享美国电影。李敦白注意到，中国人非常喜欢那些美国电影，即使是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以及边区的军事将领王维舟、王世泰等，只要有空便来看电影。
“他们对银幕上的美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富庶的国家，与官方论调完全相反。而对苏联，这个理应看齐的对象，倒似乎没什么兴趣。”（红书51）
在后来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李敦白进一步体察到毛泽东对美国非常有兴趣。毛泽东不仅愿意跟李敦白谈美国的情况，甚至喜欢翻阅美国的流行杂志，看看里面的照片。（我书290－291）
在当冷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虽然猛批“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人在中国还是相当受欢迎。
李敦白记起上大学时，美共书记和他聊天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美国或英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到印度、中国去，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间太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会相信。李敦白晚年回忆时，认为自己的经历已证明这不是事实。
李敦白晚年也承认，“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
尤其是坐过六年监狱出来后，李敦白：“我害怕再犯错误”。
李敦白：“我做的每件事都带有着强烈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李敦白：“我私底下盘算，如果我能‘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在将来再次遭到怀疑和攻击。”
李敦白：“我害怕组织对我的猜忌永远不会终止。”
李敦白：“我也想要归属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并未因监禁一事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红书122）
李敦白：“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我书93－94）
李敦白第一次入狱前，他曾和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魏琳结婚，等他出狱时，魏琳早已改嫁。当他准备再婚时，更多从政治上考虑，所选择的对象玉琳虽不漂亮，但“是一个优秀坚定的党员，其无产阶级背景更无可挑剔”，“我可以信任她，帮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这样的伴侣让我远离麻烦。”（红书128）
李敦白：“如果我积极参与这个运动，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再被误解。”（红书125）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弥为珍贵。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
李敦白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于中国读者则深具启发价值。
李敦白称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来的天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与妻子重回美国创业，生活美满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仍然一往情深。《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编写严谨、规范的口述史著作。
李敦白称：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
李敦白称在文革中他积极参与了《文革》。
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称：“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身为外籍人士参与中国革命时的异样情结。
李敦白坦言，“文革”开始后，批斗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梅益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支持者、保护人、上司、顾问和朋友。”，“我认为他真诚关心革命，也是行家里手。同时我也有个人顾虑。不少人知道我和梅益关系亲密，我担忧自己会被打成同谋，或是故意隐瞒情报，以便保护他。”
为了与梅益划清界限，李敦白最终选择参与到批斗梅益的行列中。当他第一次出狱后，被组织安排担任广播事业局的中层领导，他感到重新获得了信任时，又有受宠若惊之感。
李敦白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我书89）
在这“黄金十年”间，李敦白获得了毛泽东亲自封给他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政治封号。更不可多得的，他是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是外国专家中仅有的几个中共党员之一。
而其他几位入党的外国专家并没有得到像他一样的政治待遇。当时中国政府让在华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物质生活待遇（如外国专家的薪水大约是其中国同事的七八倍），政治上则将他们隔绝开来。只有李敦白等极少数人例外。
李敦白说：“除了我和乔治·哈特姆以外，大部分外国人还是与他们所喜爱的中国隔绝。在北京的外国人大部是教师、语言专家，或是科学家，他们被奉为上宾，但同时又被严格隔离。”一般外国专家不能随意接触中国同事，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十分孤独。为了克服孤独感，这些外国专家组织了各自的学习小组。李敦白很快就在外国专家群体中获得优越的地位。其他外国人都迫切地想要获得外面的消息，而他因有内部信息来源，很快就成为这个团体里的明星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李敦白自认为获得了中共最高层的信任，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联络的某种管道和彰显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性的“道具”，也因此获得了与上层接近的良好机会，每年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自我感觉成了符号式的“通天”人物，具备相当的政治能量。尤其是让他参与《毛泽东选集》和一些中共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更让他倍感荣耀和信任。
李敦白认为自己在“文革”前，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所以，我之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势之必至’”。李敦白忆述其“文革”初期的风云际会时直言：“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书94）
当他1967年再度被监禁时，有外国专家在友谊宾馆贴出大字报，说他“爬得高，摔得重”。晚年李敦白承认，“话虽伤人，却是实情。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我书89）
李敦白承认“反右的时候，我当时不觉得不对，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确实应该改造。”（我书202）
在李敦白的印象中，当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时，大多数的北京市民和郊区的农民其实并不认同。当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鸣放文章后，许多愤怒的工人和郊区农民拥到他家抗议。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来电台鸣放的学者印刷讲稿。工人说，“我们不会去印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我书295）
直到晚年回忆时李敦白仍坚持认为“当时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观念相距很远，而毛主席深得普通大众的心理。”（我书295）
对于“文革”初期的所思所为，李敦白作了更直率的陈述。“文革”伊始，“一想到运动即将风起云涌，我仍忍不住兴奋起来。”，“我渴望参加‘文化大革命’”（红书201－202）
李敦白说：“上面有通知不许批评外国专家，我第一个站出来，贴出一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一夜之间竟成了英雄，“。“我通过了考验，我成功了！”。“我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组被提升到了至高的位置，“我却觉得非常好。”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周总理叫他不要去，江青叫他去。“我听了江青的。我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周总理当然拥护革命，但属于老一辈，不如江青先进。”（我书200）
选择归国是因为对新时代疏离。李敦白选择回美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中国走资派邓小平告别革命、转向改革开放的严重不适。
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监狱中，他也一直认为“文革”是对的。
李敦白期待中国可以因此建立高度发达的民主，所以对“文革”一直满腔热情，即使出了一些问题也要坚持，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就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从监狱出来后，李敦白对文革的看法没有改变：“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
李敦白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难以接受：“我当时（1979、1980）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