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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逐渐从重教育转向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著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戴高帽游街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对“地富反右坏”的阶级斗争。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个运动，以及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导这个运动的相关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刘少奇的相关指导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深化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第一线主要领导人物刘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三自一包》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于1962年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及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时任副总理邓子恢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毛泽东明确反对这项政策，认为这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三自一包政策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政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紧密联系。1980年，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真正彻底地“解散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也彻底地搞垮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邓小平用实践反证了毛泽东当时反对的是事实，也是必须反对才是对工人农民着想的。
走资派们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这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也被实践证明了的。然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认同中国这个新资本主义，而是要灭掉中国时，就是如今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所面临的现实。
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走资派篡权上台后《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1963-1966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前十条”对 “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
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以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积极意义。
毛泽东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作为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四清“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还下乡搞试点，将矛头对准早己定性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刘少奇邓小平还派工作组用《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基层干部权的王光美的试点样板在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斗争“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
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
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
四清运动就是这样被刘少奇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
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要，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又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工作组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试点后，中国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工作组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重订23条。
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
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