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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邓小平盲目《留学运动》
清华大学新闻网2008年的一篇题为《留学的历史定位：划时代的留学潮》的文章中谈到，1981年，美国首次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以北京为例，当年参加者为285人，1985年上升为8000人，1986年达18,000人。1989年全国的考生有4万多人。文章称，到了90年代，为了报名，“常常要通宵排队，但仍有未如愿者。而托福和GRE的成绩则越考越高，北京新东方学校的补习班则越办越火。”
有留学生回忆说：“1985年上了大学以后，在班主任的熏陶下，我逐渐开始改变想法，隐隐约约觉得出国可能是一条好的出路。”
1989年侨属关系政策实施，规定只有亲属在国外生活的学生才可以出国留学，出国的道路平添重重阻拦。当年大学毕业后的学生如无国外关系还不能马上出国留学。当时，只要国外有关系不管是否去留学都能出国。在美国纽约流浪汉上海刘大爷就是一例。睡大街三十多年。虽说他的父亲是旧上海黑帮小头目，但上海给他当工人成家。
但侨属关系政策这事情不久之后就有了转机。1990年，美国出台的《1990年移民法》，提高了入境移民的最高限额，每年增至约70万人，且美国公民的近亲亲属不受配额限制，被称为是历年来最宽松的移民政策，美方摆出加入全球人才争夺战的姿态。而中国走资派邓小平特色政府大力配合开放。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并肯定了走资派邓小平大呼一声的国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常态化的留学政策逐渐形成。出国政策逐渐松动，提出公派“按需派遣”，自费“随时申请”。当时自考托福和GRE的大军考试。费用也很高，报名费加上差旅费，差不多要花一大笔钱。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大城市的学生已经可以在新东方等出国中介的帮助来实现留学梦，身处边远地区的大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有新东方和中介机构，唯一的信念就是学好外语，想要抓住公派留学的机会，实现人生的蜕变。选择的是公派出国的方式，也就是政府间的合作项目。那时候公派项目派遣的都是有工作经历的人，所在的偏远地区也有一些照顾性的政策，因此所有的科研大学等单位有去外国留学的项目名额。当时的一张飞机票要1万多，当时工作的人一个月才挣一百多块钱工资，这钱，如果公家不给出，哪里来？
1994年4月20日，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日子——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接入全球互联网，从此开启了互联网时代。在留学生的描述中，1994年，外国早已“有了internet（互联网），也有了email（电子邮件）。在学校，电脑都是苹果Macintosh”，因为“人家都已经有word、excel了”，想去留学就从国内带的DOS操作系统的书一页都没有翻。经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打开电脑学习。那个时候大学生们有个心态，知识改变命运，可以拿到学位做个博士后，进而能进北京，能解决老婆和孩子的户口。
在八九十年代，人们谈论“现代化”，就好像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实。不过，“现代化”的这套历史叙述从何而来？《“新启蒙”知识档案》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看到，这原本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发明出来的。在冷战的背景之下，为了与前苏联“世界革命”发展模式对抗，美国创造了一套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范式，也就是“现代化理论”。在这套理论中，所有的国家都被拟定了一条导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世界时间轴。
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市场从对中国进行封锁和遏制到有限度地接纳中国，“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体意识也生成了。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自我憎恨式的视角，“即70-80年代转型期的全部社会问题都来自中国内部，而全部希望则来自于中国外部”。
由此可见，在上世纪8、90年代前后国家推动及个体进行出国留学的选择，是为了学习西方一些国家的先进和发达之处，但除了来自海外的吸引，人们能够选择留学也和国内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国家统一招生、统包学生所有费用以及统一分配的“统包统配”制度曾经缓解了新中国建设急需人才的矛盾，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统包统配制度下，高校办学积极性难以发挥，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也少有选择权。人才的使用根据的是编制的需要，但不一定是本人的才能。用非所学、人才闲置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1987年，北京第一次举办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见面的供需洽谈、双向选择会。不过所谓的双向选择，依然是一种过渡性方案，受到很多政策的影响。例如，用人单位每接收一个毕业生，就要考虑到干部编制、工资指标、外地生进省（区、市）指标等因素，缺一不可。在北京，高教局每年给高校的“留京指标”约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10%。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的举措。频频有人向相关部门反映：“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为什么北京的孩子就天经地义地留这儿工作？为什么就不让我留下？”生源的流向依然受限，类似的疑问依然存在。
虽然在体制内拥有铁饭碗的就业愿景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但向往着流动的就业者逐渐多了起来。据刘明华在《世纪旋风：人才“大逃亡”》一书的记载，在90年代初，中国科技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介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中30%有流动意向，但人才流动率仅有2.6%。“中国人的长期不能动，已使很多人产生不愿动的惰性。领导喜欢安于现状的下属，而安于现状不可能激发一个人的活力。”当时间迈入90年代，流动从某种程度变成了时代的呈现方式，跳槽、辞职、下海等等择业和流动的方式，让人们拥有了丰富经历、展现价值的机会。
1992年，刘震云创作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讲述了踌躇满志的大学生被分配到机关单位，过上了平庸琐碎甚至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生活。小说里，在体制中“送礼”和“走后门”成为托人办事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主人公也逐渐安于现状，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同一年，胡咕噜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读书，“那时户口制度还很严苛，大学生毕业都包分配，即便自己寻找到了更喜欢的岗位，依然要被各种户口和指标锁死。与此同时，我们目睹的是下岗的上一辈人迅速被社会遗忘，日益感到人们各自为战。当大学生开始要面对未来选择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这些方向混杂的洪流。”
胡咕噜提到了崔健1994年的专辑里一首叫做《彼岸》的歌，这首歌一共有四句：“这里是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共同面对着同一个现实/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胡咕噜每次听这首歌，想到的都是，中国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共同命运，也因此有着一种特殊的集体感。“我出国的原因可能是在下意识摆脱它们。”他说，中国人有“被一种被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的感觉，这种感觉超越年龄、地域和阶层，是一种“老百姓”的身份，是一种他想要摆脱的中国人的集体情绪。“在九十年代，让我想起这种感觉的除了春运，还有97年香港回归和98年大洪水这类事件。“
《彼岸》这首歌中，崔健在街头访问路人，问了若干问题，其中一个便是“你想出国吗？” 胡咕噜最早听说“中介”这个词时，是指出国中介而不是房地产中介。1998年他在新东方上课，听校长俞敏洪发表励志性的演讲，因为接受国外考试中心的成绩单和学校新建需要稳妥的通信地址，他还在新东方的办公室租了一个实体邮箱，只为了等和出国有关的那几封信。他还记得那个办公室就在北大南门对面的写字楼里。
不同于90年代出国潮早期更多人是公派身份，此时自费留学（不走政府间的合作项目）渐渐成为主流。但是所谓的自费，并不是字面意思上说的自己掏钱去上学，而是选择自己联系学校，考GRE、托福，拿到offer和奖学金资助，再去留学。“每年几万美元的学费在那时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天价，美国高校研究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让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留学变得可能。对个人而言，美国无论是在科技还是文化上都是我愿意探索的一片土地。”
胡咕噜最早认识的打定主意要出国的人，是他的一位热爱理论物理的大学同学，这位同学每天晚自习结束后都要到小卖部买一瓶冰镇的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过生日时会要求胡咕噜到海淀图书城南口的麦当劳请自己搓一顿，他们还一起解读了《加州旅店》的歌词。“我们都是不算追求物质生活的人。那时美国虽然是我们心目中的发达国家，但科技和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更有趣些。在这两点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在年轻人心中应该是有好感的。”
“我的同学里，选择出国留学的人确实都更个人主义一些。他们看起来不是在学校里就已经想着攀爬社会金字塔的人，而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和我一样不愿意被分配之类的流程早早固定自己的人生。”“个人主义”这样的表述在社会主义中国曾长期带有贬义色彩，但在90年代的语境里，却已经有所不同。正如贺桂梅指出的，这是因为在80年代，围绕着“人”、“人性”、“主体”的人道主义表述已经批评了过去国家对人性的压抑，转而把“个人”视为绝对的价值主体。
《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电视剧也让胡咕噜有所触动。电视剧中的主人公王起明获得了在中餐馆刷盘子的工作，一个月900美元。“美国毕竟是一个海纳百川的移民国家，什么人都可能定居下来，并不需要是有钱人。传说中洗洗盘子就能买车的去处，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有吸引力的。这样一部作品似乎是给九十年代的出国风潮定了个调：如今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国了，但都得靠自己打拼。不过，我觉得就是得靠自己打拼这个现实让它变得激动人心——个人自主选择生活道路，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在胡咕噜眼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反思，反思这个国家在之前几十年发生了什么，重新找回它的身份。知青文学和1983年首播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就算是在这些方向上的尝试。而九十年代开始之后，很多人都在思考，自己能拥有多少自由？假如那时出国移民和这个问题有关系，我一点都不奇怪。王小波在九十年代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很可能是他比知青作家想得更多，体现了更纯粹的自由。”胡咕噜认为这和王小波在八十年代的出国经历多少有关。
“自由”成为了胡咕噜眼中九十年代留学生的关键词。因为它的背后有着一种具有整合力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上个世纪70-80年代正是新自由主义登台的时代。而在中国，人道主义知识话语也成为了80年代变革社会的庇护伞。人道主义把人从国家机器的直接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但是这只是其“解放”一面，它还有构建秩序的一面——建构更适宜于“现代化”的“经济个人”。
这也符合在胡咕噜对八九十年代不同气氛的印象——在他眼中，八十年代算是中国政治气氛最活跃的十年，而九十年代大家都开始埋头做个人发展了。“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相比，我们把对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变成了对自我生活的一种期望。”
当时确实也有不少出国门后“黑下来”的人。有的人得给蛇头交十几二十万才能偷渡到这里。“黑下来”的人日子也不好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在意大利期间，佛罗伦萨的宪兵打死了一位当地华人。两兄弟在意大利有一间制衣厂小作坊，晚上正在装车的时候，宪兵认为，这么晚了还有人在装东西，可能有猫腻，于是就来一探究竟。兄弟中的哥哥有合法身份，弟弟则是偷渡来的。哥哥就让弟弟赶紧跑，自己则阻挠宪兵追赶。在这个过程中，宪兵把哥哥打死了。“当时当地华人的反应好像也不是太激烈。有的华人跟我说，要是打死的是黑人，意大利警察局一个月都不得安宁，门口肯定都是人在静坐，可是中国人就这么忍气吞声，不了了之了。”
和美国不同，欧洲总体来说对外来者比较封闭和保守。“在欧洲著名高等学府里的有几个中国人？掐着指头算也掐不出来。”在欧洲，想留下来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进入企业打工。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选择“黑下来”，等待大赦——也就是让黑户合法化，前提是有人雇佣。
他们花了很多钱在律师身上，一步步走着缓慢的移民过程。但同时也觉得，就中国人来说，是否有身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没有什么影响。中国人就是劳碌命。努力想要留在美国，也就是努力过自己想过的日子。这一批留学生和80年代的留学生差别不是太大，“大家都是省吃俭用，想要获得知识，改变命运，把日子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