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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的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结合也是裴斯泰洛齐、卢梭、杜威等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家的教育主张，殊途同归，他们从不同的立场上揭示了教育共同的基本规律。
毛主席曾经指出“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
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倡导“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反对“师道尊严”和杜威倡导的“儿童中心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加拿大一所大学五年制中二年学理论三年实习在公司。如今还在这样做。上大学没有集中“高考”。以平时成绩为依据上大学的。
《文革》的教育改革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而各行各业的职业教育与发展生产力最为密切。《文革》的职业教育加大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的《改》时期，全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大有增长。从学校数来看，都是逐年增长的，基本各年都高于1965年的871所，1976年比1965年增长了将近一倍。从学生人数看，都高于1965年的学生数。纵观这个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和学生数都是呈现一种波浪上升趋势。无独有偶，这个时期，中等技术学校的专任教师数量总体上与学校数和学生数发展趋势基本吻合，总体是上升的。专任教师由1971年的23720人上升到1976年的51 926人。1976年比1975年专任教师的43742人增加了8184人，增加了18.7%。
《文革》中斗、批、改中的《改》时期的成人教育全面展开。经过文革初期的“大破坏“以后，旧的成人教育制度和体制打破了，就需要建立新的成人教育制度和体制。1970年以后重点在“立”，因而在学校数目、学生人数、教学手段等方面有了大的发展。
在成人教育的主导思想上，除了结合实际结合实践以外还结合生产。在“五·七”干校的培训上主张“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2年底，全天津市共有5600多名在职干部参加市、区“五·七”干校轮训。采取的方式一是“走出去”，就是组织学员到生产大队或者部队接受再教育。二是“请进来”，就是请老贫农、老工人、老干部给干校学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三是“回原单位汇报学习体会”。当时全市的所有在职干部估计就这些，基本都轮训了一遍。对于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是有好处的，对于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是有利的。何况这种干校并非要求学员长期在那里劳动接受教育，是阶段性的培训和参加劳动的同时学习新的知识。
英国历史学家伯兰特·罗素在《历史作为一种艺术》一文中指出：“在过去，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像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好，或者像他们的敌人认为的那样坏。”这应当是对“文革”时期的教育总的评价。教育公平是那个时代显著的特色和亮色。尽管工农兵上大学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是不能否认这扩大了教育公平。比如学生由人民公社选送，毕业后回乡当农民。
《文革》时期的教育投入是不断上升的。教育经费投入绝对数和相对数是评价一段时期教育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文革”十年国家教育经费总额开始几年有所下降但总体是上升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一直维持比较高的水准。在这十年中，中国教育事业费支出总计407.57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7 244.16亿元的5.63%。1976年比1966年教育事业经费增加了16.06亿元，增长了46.6%。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革”教育事业的全盘否定是是走资派邓小平的一面之词。是别有用心地忽悠和谎言。邓小平篡权复辟后的盲目教育所造成今天的惨状就摆在眼前。
历史具有延续性，是不能割断的。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我们不能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对于某些方面该肯定的还是需要肯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记载，“1966年到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民财政总支出的5.9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我国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宗旨经费的4%，可见，那时的教育经费比例比现在还高。
如今一些学者要阐释教育问题几乎都成了定式，什么“政府投资不足”、“政府不重视”等等，似乎将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归结到政府头上。把部分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客观上起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著名桥梁力学专家、同济大学李国豪教授，1968年被隔离审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进行桥梁晃动问题的研究，终于建立了桁粱扭曲理论，为我国和世界桥梁理论填补了一项空白，并科学地论证了南京长江大桥无需多用三千到四千吨钢材加固，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文革”时期的教育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不是要取消各级各类学校，不是中止教育活动，而是反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办学方针，反对教育“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的“三脱离”，反对教师、教材、教室“三中心”。
就教育理论而言《文革的教育是最先进合理的，也是最公平有特色有亮点的。“文革”时期的教育是“理论一实践一再理论一再实践”。说“文革”时期的教育一塌糊涂一无是处，是有失公允的。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的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结合也是裴斯泰洛齐、卢梭、杜威等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家的教育主张，殊途同归，他们从不同的立场上揭示了教育共同的基本规律。
毛主席曾经指出“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
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倡导“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反对“师道尊严”和杜威倡导的“儿童中心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加拿大一所大学五年制中二年学理论三年实习在公司。如今还在这样做。上大学没有集中“高考”。以平时成绩为依据上大学的。
在教育理论上，“文革”时期批判“智育第一”，要“政治挂帅”。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正确的，批的没有错，只是被邓小平篡权复辟后取消中断了，结果如何？文革那时候批判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种情况到现在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有的大学生多年在外连寒暑假也不回家，个别大学生给父母的信只有一个字“钱”，所以如今走资派进行“感恩”教育。要感恩走资派邓小平。
当前有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所谓专家和学者不了解民间的疾苦不站在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看待一些问题，发表的一些言论遭到网民的痛击，被讽刺为“砖家”、“血者”，叫兽。这种现象固然有偏激，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文革”时期所批判的学校的“三脱离”(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如果一直到现在都在贯彻和执行。还会有今天的“砖家”、“血者”，叫兽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党和国家自始至终的教育基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基本理论。这与美国现代教育家杜威所倡导的“从做中学”、“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殊途同归。
“文革”时期有篇天津市河北中学一位老师撰写的题为《“师道尊严”是贯穿教育史上的一条黑线》文章，所列举的一些丑恶现象现在依然存在，在个别领域个别学校甚至还很严重。他写到：“在‘师道尊严’的毒害下，教师压倒一切，对学生‘尊严’地训话，‘尊严’地讲课，‘尊严’地考试，‘尊严’地打分，‘尊严’地决定学生命运，……用这个‘尊严’的高压锅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生的革命思想和批判精神，早被压缩得窒息了。”，然后他列举了“师道尊严”的种种弊端，其中有“军阀作风，轻则辱骂，重则体罚”，“师生之间兴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拉拉扯扯，搞私人关系。教师对学生封官许愿，学生给教师请客送礼;还有的教师视学生为己有，呼唤役使，如同奴仆”。任何时候“世道”应当“尊严”，当“世道”不“尊严”的时候，就可以反。
2015年9月，北京某大学“断绝师生关系”事件，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是不是有些过于“师道尊严”了呢?是不是与40年前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呢?如今的一些博导被社会宠坏了，已经具备了某种“学阀”的风范。
“朝农经验”的来龙去脉。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了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经验，简称“朝农经验”。
1974年12月21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宣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经验。
教学内容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个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
无论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还是在今天现代化很高的时代，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规律。
不能因为是文革宣传和鼓动的，就反对。
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大学生当“村官”，大学生毕业后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现在也需要提倡的经验和做法。就现在看来，“朝农经验”不宜作为反面教材。
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她的青篙素就是在1972年宣布提出的。没有当时的医学权威，我们不是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吗?总结“文革”时期的那些有益教育经验,将更好地做好当前我们大学生就业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任何制度都有弊端，尤其是新的教育制度，都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发展就是“否定之否定”。1970年实行的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在制度开始实行的时候，的确起到了社会公平的作用。到了“文革”后期，出现了“走后门”、拉关系、搞特权现象。杨东平教授曾经在网上发表文章指出：“越是到了后来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完全背离了初衷，即便是农村来的学生，如果你仔细了解，他的家长至少也是一个大队会计，不可能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改革开放后，否定了这种大学推荐制度实行高考，如今北京大学又实行个别的推荐制度。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不断反复，而每个反复又不是上一个过程的简单重复，是一种在总结过去教训基础上的新的形式再现。
1966年6月高教部部长蒋南翔被批斗，7月23日高教部与教育部合并，何伟任部长，9月何伟被批斗。从此高教部、教育部陷入瘫痪状态，到1975年1月17日重建教育部，教育部部长为周荣鑫。1970年7月以后的四年半，全国教育行政工作由国务院科教组管理，组长为李四光，副组长刘西尧、迟群主持日常工作。也就是说从1970年教育的行政领导体制重新建立起来了，从科教组教育管理的情况来看，有过失也有成绩。从1973年开始恢复和建立了一大批高等院校。1972年恢复《北京大学学报》，到1973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开发行的学报有16家。以后逐渐增加，到1979年公开发行的学报达到80余种。1972年，国务院科教组还发出通知，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使原来停顿的编辑工作开始启动起来。
“文化大革命”提倡“减轻学生负担”、“工学结合”、“素质教育”等等这些理念，那个时代不都很好地做出了表率吗?工农兵大学生天才般地解决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难题。“文革”有什么不好? 如果说不好，那是对资产阶级不好! 对反动学术权威不好! 对官僚主义不好! “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超越了美国，彻底实现了学生为中心，大学生管理大学。“文革”时期的教育成就是不容诋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