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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让四万万中国人万众一心
八年国殇涅槃——中国靠全民之战击败凶悍日本法西斯。
没有枪，他们就用长刀、弩箭、砍刀甚至锄头、木棒、石头等原始武器打击敌人，有些民族还拿出了对付野兽和水底套杀的方法，让日本人惊恐万分。
一次反攻中，一个景颇族女救护队员，看因山路陡峭，用担架运送伤员不方便，干脆解开自己的筒裙和绑腿，把伤员兜在背上抄近道，跑得比男人还快。
“这些特殊的战争形态，是横断山南部地理环境中各民族各阶层生存、战斗方式的延展。”耿德铭说，“他们的出现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令人称奇。”
早在１９３５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当年１２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不久，中国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束敌对状态，为民族存亡合作抗日。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以“论持久战”为核心思想的著名演讲，指出中国能够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几个条件，强调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泽东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下，从延安到重庆，从东北松花江到西南边陲山岭，从农民到商贾，从国内学生到归国华侨……，当时的中国涌动着不可遏止的抗日热情。而在整个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中流砥柱”。
“身着中式对襟褂的中国女人右手拽着双拳紧握的小男孩，受伤的左臂打着绷带，女人和孩子身后是一位扛着枪的八路军战士，三人目光坚毅地往前走”——这幅由美国人绘制的宣传画创作于１９４４年，是当时中国人全民抗战的生动写照。
“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日本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这样回忆他在著名战役百团大战中看到的情景。
面对日寇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中国老百姓再也不是被孙中山悲斥为“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真正实现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市，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撰文指出。
这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旅居海外的８００多万华侨全力支援祖国，不少华侨和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投身抗战，还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人士，他们以各种形式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
其中，在由苏联空军、美国飞虎队，以及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国际部队”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日本八路”，这是一支先后由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战俘组成的“觉醒联盟”，他们加入到中国抗战的阵营，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它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日本投降那天，在保护了２．３万犹太难民的“东方诺亚方舟”上海，一段犹太难民营隔离外墙上，被庆祝胜利的人们画上了中、美、英、俄四国国旗。
这印证了美国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的评价：“中国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的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表面上说保江山社稷，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就如《清史》记载的《南京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时，道光皇帝那句感叹“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们不觉得对不起天下劳苦大众、对不起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只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家天下而已，仅仅对祖宗负责而已。
这种状态，怎么可能要求百姓与你“万众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