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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竭力推行《扶蒋反共》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十分罕见的为新华社连续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社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他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连续评论一份白皮书呢？
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说起。为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美国政府竭力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希望“盟友”国民党控制整个中国。然而，仅仅两三年时间，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摇摇欲坠、经济上陷于崩溃，促使美国不得不考虑从中国“脱身”，对华政策从“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改变为“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
为此，1949年1月12日，美国抢在苏联前头，向南京政府表达拒绝居中调停国共和谈的外交答复，并指示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不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以坐观变化。4月23日，南京解放，以美国为首的多数国家使节仍留在南京。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筹办燕京大学并长期担任校长)托人传话，对美国与中共新政权的关系问题进行试探。
这是一个新的动向。此前，中共中央预计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将采取敌对态度，因此提出不急于争取它们的承认。如今既然主动找上门，似乎也不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派谁与司徒雷登见面呢？4月中旬的北平香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会场，周恩来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他就是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刚从天津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调到团中央工作的黄华。周恩来对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黄华临行前，周恩来还叮嘱他，要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要事事谨慎，多请示报告。
5月13日，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在其住处会晤，这次会谈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与美国的第一次重要外交接触。6月6日，双方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再度面谈。然而，双方的看法相距甚远。中共希望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帮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是否承认新中国要视新政权能否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意味着美国不会放弃干涉中国内政。
几天后，司徒雷登得知陈铭枢、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便请陈铭枢转达想赴北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货款的总和。”
对此，毛泽东表明态度：“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提出“一边倒”政策，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至此，美国拉拢新中国中立的企图落空。为避免司徒雷登北平之行会提高共产党新政权声望，造成美国将承认新中国的“错觉”，7月1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立即返回华盛顿，由此关上了同新中国交往的大门。中共中央、毛泽东也断定：“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迫于美国朝野围绕“是谁丢掉了中国”的激烈争吵，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由国务卿艾奇逊起草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把侵华政策说成是“对中国的关切”“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掩盖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实质，并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摆脱“苏联的控制”，推翻被“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各方关注。8月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起这份白皮书。毛泽东说：“杜鲁门(时任美国总统)也是没办法！他反对共产党，可蒋介石又不为他争气。这样也好，白皮书一发表，公开暴露了美国政府侵略中国的许多罪恶，也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要不要驳一驳呢？”周恩来问。
“驳总是要驳的。”毛泽东回答，“世界是人民的世界，总不能让美国人自家说了算嘛！”
毛泽东认为，白皮书是一次教育中国人的极好机会。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对美国物质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向往，被美国一贯标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外交姿态所迷惑，主张采取美苏并重的“协合”外交方针，对美国援助新中国建设也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批驳白皮书，能够引导这些人看清美国侵华政策的真实面目，争取更多中间派人士，可谓意义重大。
8月1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一一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要他广泛宣传，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
14日，毛泽东不顾酷暑，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文章深刻揭露美国政府一贯奉行的侵华政策，指出中国内战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国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要“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
18日，毛泽东再次为新华社撰写社论《别了，司徒雷登》，进一步批驳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实质是“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认清了美帝及其国民党的真面目，“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各民主党派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严斥白皮书》中指出，美国白皮书是一篇不打自招的供状。它供出了“二战”后美国致力于“全世界都应该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市场和殖民地”，中国也“应该而且当然是属于华尔街金融寡头所有的”。提出“准备同它斗争，把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指出：“这本白皮书，使中国知识分子把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司徒雷登们在中国卖唱的西洋镜完全看穿。即令还有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唤醒。”“艾奇逊函中所谓鼓励‘民主个人主义者’来推翻外来制度，这就是另找奴才，以华乱华的阴谋。”
2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的声明。声明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本，如果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对象，那美帝又将多犯一些错误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唯一的光明道路。
对于各民主党派勇于站出来表明态度、支持新民主主义道路，毛泽东非常高兴。民建的声明，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他当即给胡乔木写信，说民建发言人的声明写得很好，要全文广播。他还于24日、26日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接着，8月28日、30日，9月16日，毛泽东又撰写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三篇社论，进一步深刻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指出白皮书“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社论还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毛泽东撰写的五篇社论表明，新中国将毫不动摇地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正确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表现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