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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三湾改编时《伙食尾子账》
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夹在父亲每天都看的账簿里，离开韶山从此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泽东参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尝试将“年度结账”会计制度改为“半年算”，还率先向社会披露会计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户佃农张连初家进行试点调查，又用算账的方式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的贫苦生活，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之源。之后，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伙食账”。
红军三湾改编时《伙食尾子账》
“伙食尾子”指伙食费用的节余，是人民军队最早的津贴形式，最早出现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此时“伙食尾子”津贴制度已替代了军饷制度，且这种分配制度是有效的。
“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础是规范的账簿，这本伙食账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亲自创建的。
秋收起义的部队受挫后，悲观情绪弥漫其中。毛泽东曾对斯诺说，部队撤退到三湾后，“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这个局面，毛泽东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缩编人员，先淘汰“当兵吃粮”的动摇分子，既纯洁革命队伍，又减轻经济压力。
三湾改编的其中一项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毛泽东当时给士兵委员会设计了两条职责，第一条职责是“参与军队的经济管理，派人到伙房监厨，与司务长结算伙食”。
从伙食和经济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触动：9月29日晚上，何长工给毛泽东汇报工作，言及三团有个连队的“司务长带着两个伙夫半路上开小差跑了，锅子也丢进山沟里，五六十号人只得东一伙、西一伙地到处找饭吃，被苏团长一顿好骂。那些人也回骂说：当兵的也是革命，连饭都吃不上，你们做官的偏要吃几菜一汤，这是哪里来的道理。苏团长不晓得有多气，要用皮带揍这说话的人，被大伙劝住了”。有过半年当兵经历，对旧军队中的官兵不平等和伙食差异深有体会的毛泽东，决定先从伙食入手，废除军官“四菜一汤”待遇，在部队中推广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士兵委员会参与连队经济管理，也是由当时连队的主要经济支出是伙食支出所决定的。监管伙食必须在伙食单位—连队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伙食账。这既是士兵委员会监管伙食必须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让制度落地的方法。毛泽东创造性地在旧军队账簿“记账、算账”的后面加上一个分配功能，创建出具有“记账、算账、分账”核算功能齐全的“伙食尾子账”：伙食费按人头拨到连队，伙食支出全部入账，结余的伙食费(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给官兵，替代军饷，满足官兵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这就为解决当时面临的军费短缺、吃饭、津贴发放以及官兵平等、经济民主等系列问题，提供了公平、准确的账簿核算数据。
1927年10月1日，“从这天的晚餐起，工农革命军实行了一项重大的管理制度变革—废除军官小灶，官兵同吃伙食。从前委书记、团长到士兵，无人例外。”
三湾改编时做出的决定，很多“是在部队离开三湾后才逐步贯彻执行的，团的首届士兵委员会也是在离开三湾以后才选举产生的”。但账簿记录必须依据“日清月结”的规则及时记账，不然就不能保证记账的准确性。1号开始记账，也便于结清旧账，设立新账。由此推断，“伙食尾子账”应在10月1号当天开始记录收支。
“伙食尾子账”是一本相对简单的收支账。方强在《我在连队当政治委员》一文中回忆：“那时，红军的伙食钱都是按十天或一个月发下来，银圆用米袋装着，由连长背。”这背回来的银圆就记在“伙食尾子账”收入方。核定的伙食费数额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关—打的土豪多，伙食费就高些;经济困难，伙食费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钱。士兵委员会的监管重点是伙食支出、月底结账和节余分配。
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后，“伙食尾子账”很快推广到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朱德的部队上井冈山后，也开记“伙食尾子账”。彭儒在《从湘南到井冈山》一文中证实：“毛党代表规定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工农红军里根本无饷可发的，只是每个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钱的‘伙食尾子’作为零用钱。”
1929年1月12日，滕代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介绍：“红军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动以后无论官兵每月发给光洋12元，继续发都是一样，穿衣吃饭亦都是一样……现在的生活力求劳动化，每月的伙食决定一元五角，废除饷银制度，变为发零用钱。”证实彭德怀的部队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冈山后，也立即推行了“伙食尾子账”核算制度，官兵伙食费每天核定为5分钱，用节余发零用钱。
黄连秋在《忆毕占云起义》一文中还证实，从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毕占云也“取消了干部小厨房”，执行“伙食尾子”津贴制度，建立“伙食尾子账”。
方志敏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记述：“每天要站八小时的岗，一个月连伙食尾子只得两元，每站一小时的岗，只得两个半铜圆……”证明“伙食尾子账”已推广到了红军各个部队。
这本简单的收支账，除了分配“伙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当时还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方强到七团十一连当政治委员时，了解到“连长结了小团体，和他的几个亲信天天到菜馆里去吃喝”。就通过算“伙食尾子账”，搞清了连长贪污，让连长退赔后，“把‘伙食尾子’分给大家做零用钱”。方强说：“连队在算伙食账后，又加上整个红军的政治影响，连队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战士们觉得政治工作不是讲空话，心里有底了。”
士兵委员会取消后，红军队伍依然保留着“伙食尾子账”。据曾志在《回忆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一文中记述：“后来明确了士兵委员会只管红军战士生活。以后又取消了士兵委员会，只成立伙食委员会，专门监督管理红军伙食，算伙食账，分伙食尾子等，这已是后来的事了。”由此可见，“伙食尾子”津贴制度是经过实践检验后保留的有效制度。
上井冈山后，在“伙食尾子账”的基础上，红军部队也逐步建立了越来越规范的会计制度。据范树德回忆：“湘南部队上山后，我们部队扩大了，就规定过会计制度，有‘银钱换算簿’，主要是因为货币不统一。”他还详细记述了他的管账工作：“当时有少数现款是由我们供给机关掌握的。我们供给机关便根据现存的款子和部队人数算出维持一天要多少钱，休整一个礼拜总需要多少钱。确实算出我们的存款可维持一个礼拜，再将真实数字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他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不能光注意敌情，而不注意吃饭问题。”
“伙食尾子账”作为毛泽东的创新，为废除雇佣性质的薪饷制，改革旧军队后勤供应制度，创建具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奠定了重要的会计核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