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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创造的《伙食尾子》津贴
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夹在父亲每天都看的账簿里，离开韶山从此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泽东参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尝试将“年度结账”会计制度改为“半年算”，还率先向社会披露会计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户佃农张连初家进行试点调查，又用算账的方式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的贫苦生活，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之源。之后，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伙食账”。
延安时期的“菜金账”
毛泽东创造的“伙食尾子”津贴制度一直延续到长征途中。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一书中记述：“每个伙食单位都按人数领取伙食费，由于自己动手生产，每月伙食费常有结余，这种结余分给每人自用，叫作‘伙食尾子’，从几角到几元不等。突围以来，又由于没收豪绅的粮食、家畜等，‘伙食尾子’更多。很多人长期以来积累了不少纸币，红军占领遵义后，全市商店顾客盈门。”“伙食尾子”津贴制度经过长征后，得到了延续，逐步对接了后来延安的供给制。很多回忆录把延安时期发放的伙食费之外的生活津贴，还称为“伙食尾子”，足见这个平均分配的津贴制度深入人心。
限于延安的自然条件和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初到保安的伙食水平可从邵华《毛泽东之路》的一段文字中大致得知：“父亲平时的伙食十分简单，加上陕北本来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盘辣椒，一盘青菜，偶有警卫员费尽心机弄来一点儿肉，主食是小米、馒头，有时前方会捎来一点儿缴获的火腿、罐头等。来了斯诺这个客人，他们的饭菜也只是加了一份子珍妈妈用野果自制的甜食。有一次，斯诺吃饭时，看到餐碟里有西红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想见他们平日饭桌上的内容。”
也是在这个艰难的时期，“伙食尾子”平均津贴制度逐步过渡到略有差别的供给制。1939年中央颁布《各机关津贴标准》，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5斤，1.4斤;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泽东的级别应该享受每天“1角”的标准，即每月3元菜金。
对于这3元菜金的管理，从1936年4月就开始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在《回忆毛主席在延安》一文中记述：“主席的伙食标准和我们的伙食标准是一样的，都按供给部的规定，每月3块钱。标准低，稍不注意，就容易超支。”贺清华说的伙食标准，就是菜金标准。
可当时毛泽东的客人太多了。前线回延安的部队首长，都想见见毛主席，毛泽东也需要跟他们了解前线的情况;各部门的干部也经常来家跟他汇报工作;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众，也常到主席家串门。为了详细地了解情况，毛泽东一谈起来就废寝忘食。只要赶上吃饭时间，毛泽东都热情地留他们吃饭。“每月3元的伙食费本来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没钱买菜吃，有时只好烧点辣椒，蘸盐面当菜吃。”
为了管理3元菜金，严防超支，毛泽东让炊事员老周学着记账，精打细算，计划开支。毛泽东交代：“老周，你不要每个月才结算一次，这样一超支，就没办法了，以后你每十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后十天还可以想办法节省出来，最后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还可以节约出来。”
从三本“伙食账”看毛主席对自己和家人有多“刻薄”
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收支报表
这本“菜金账”开记之后，账面也总是入不敷出。王涛的《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一文记述：“主席还经常过问自己的伙食标准。如果有一个月吃超了，就要问为什么?如果我们说不上理由，主席就批评我们，并且一定要从下个月的伙食费扣回来补上。”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出了大量指导中国革命的著作，经常熬夜写作，身边工作人员总想为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毛泽东不同意：“伙食标准是供给部门统一规定的，大家都一样，我怎么能特殊呢?现在虽然边区的情况好了些，可是河南还闹灾荒，蒋管区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们每月3元钱的伙食费也就不算少了，井冈山时期，每天才5分钱呢!”他始终遵循3元菜金标准的规定，并“不断检查老周记的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