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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
转《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
（二）
鲁迅曾经打过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带头羊，胡羊大多数的羊。山羊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顺目的胡羊挨挨齐齐地跟着。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有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就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这里想要明晰的，是堕落的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
于光远有句精辟的话，把几千年的文人全装进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翻阅汗牛充栋的古籍，“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狗屁官样文章和无聊失意文字。“士大夫” 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思想也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的参与模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作家张平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说话，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的沦落和腐败。
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之间的出卖与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顾准等硕果仅存的几位已不具代表性，应该说知识分子是集体投降、集体堕落。关于集体堕落的原因，朱学勤“终极关怀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风光，烈士的寂寥。这些流氓，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缺乏对道德操守的坚守，缺乏对良知的省视，缺乏对诱惑和邪恶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恶之后忏悔的勇气。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我们有什么？朱学勤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对人的极度冷漠。北京大学某学者说，堵车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某灾难经济学家说，灾难对於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动内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说：我们的道德的部分包含着责任，责任都是日常实际的事情。面对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的沉默就是责任的放弃。杜威《教师和他的世界》：逃避责任是怯懦的选择。《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目睹灾难却一言不发，责任感就变为负罪感。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发光？
（三）
堕落，疯狂蔓延，突破底线
媚俗的历史，源远流长。《恩格斯致施密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庸人的面孔。
康德《逻辑学讲义》：矫揉造作的通俗浮华只是力图博得读者的厚爱，这种科学研究的堕落，像哗众取宠的情妇。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引波德莱尔的诗，翻译的真好：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韦伯《以政治为业》：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侯宁：《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皮海洲：《堕落的又岂只是经济学家》。北大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人员都是精神病患者。清华教授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不在开会就在开会路上。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科学无禁区”变成“道德、法律无禁区”。 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桩没有科学家的幽灵？
斯塔佩尔：科学研究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资源有限，竞争激烈，为了得到经费不择手段。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和林同济《士的蜕变》，考察了“士”从君子到伪君子，从技术到宦术的堕落历程。
鲁迅《流氓的变迁》：“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有知有道之“士”，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流氓教科书。流氓文化、流氓意识、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经内化、渗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
《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精神操守已经跌落谷底。
赫连勃勃大王《群氓时代》：浮躁而盲动的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是一个“群氓时代”开始的标志。
2014年5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书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
堕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虚假的反叛，在荒谬中成长，处心积虑地垮掉。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冲动的狂热分子如今在舒适的公家办公室里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关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财富。
鲁迅 《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群体激情四溢的状态中，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旷新年《为什么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到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网民：上帝啊！把这些专家带走吧！路费我掏。
堕落，良币隐退，劣币泛滥
钱锺书《七缀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读者对它们只能起厌倦的感觉,不敢作厌倦的表示。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证明：名人的劣币甚至假币，也可以成为真币、良币。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识分子》：他们高举着道德的旗号迫使我们忍气吞声，没人敢指责他们篡改真相的事实。在媒体时代，这些制造知识假币的知识分子已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取得了胜利。
学术造假每天都在发生。韩国黄禹锡干细胞数据造假。哈佛大学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编造数据。《Blodt，伟大的造假者》：超过90篇羟乙基淀粉临床研究数据是编的。东京大学加藤茂名研究组43篇论文撤稿。
堕落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王立军等没怎么念过书的官员成为大学的博导，一些明星、主持人当了大学的教授，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2300万贿买院士。
汉字简化，无意中佐证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導无道，鄉无郎。但：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 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
绝望中坚守着希望
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道德是万事万物的支点，是所有体系的试金石。
韦伯《以学术为业》：学者的宗教是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这是世界的基础。
郑也夫《信任论》：系统信任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
韦伯：黎明将至，长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显社会守夜人的品格，更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罗曼·罗兰：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辉，照亮大众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义理想注定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并代代传下去。
未曾谋面的文友谢小庆《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不是凭借对某一价值系统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阐述来坚守，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它被知识精英们以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而世代坚守和承传。
谢小庆下乡的村落与张承志毗邻，他完全理解“清洁精神”和“无援思想”的坚守。他和张承志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调：抗拒蜕变（alienation，一般被译为“异化”，似乎此译好些），抗拒蜕变为资本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摩登时代（现代化）”中机器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房奴”、“车奴”。请听《黑骏马》
谢小庆给毕业生的赠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负，自知但不自卑。穷时不失自尊，达时不忘笃敬。有勇有谋。勇敢但不鲁莽，谨慎但不怯懦。审时度势敢战，艰难困苦能守。
联想起《狮子王》的经典道白：我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你要到处闯祸。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
钟楼上的大钟，可能坏，也可以坏，但总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