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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清算诞生《莫言文学》时代
批判莫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算诞生「莫言文学」的时代。
针对莫言作品的剖析已有很多网民详细写过，其实回溯《莫言文学》生涯的起步、发展、开花、结果，一个回避不掉的事实是：并不是莫言自己推动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塑造了什么，而是《莫言所处的时代诞生了莫言》，以及那一堆由莫言污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新中国建设史的“文学作品”——如：
1986年《透明的萝卜》，1988年《红高粱家族》，1989年《十三步》，1993年《酒国》，1995年《白狗秋千架》，1995年《食草家族》，1996年《丰乳肥臀》，1998年《会唱歌的墙》……莫言只是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己。之后又被外国资本的利用来攻击中国。
一切始于80年代，一切育于80年代。
如果说莫言文学的政治内涵是在于否定一段革命的历程，那么80年代一夜之间所谓“万物春来”其席卷社会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
因而诞生了莫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位大人物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这位大人物就是胡耀邦任中宣部长期间。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
胡耀邦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就是《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体现。而事实如何呢？四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吗？在《知识分子》中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也有工人阶级的敌人。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到两年后的1980年2月，胡耀邦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话会，有同志提出请他讲讲国家形势，于是他从当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讲起。
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中的个别句子形容当时局势，但他觉得不够完整，因此即兴现场发挥，将这首词重新编排组合，以新词来道形势。
辛弃疾的名作《汉宫春·立春日》原词是：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该词以立春为题，虽是写春已归来的欢乐时节，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岁月易逝英雄无用的悲凉愁绪。
而八百年后，这位并非诗人的大人物胡耀邦将辛弃疾的原词改编，其意境、格调“焕然一新”：春已归来，东风从此，染柳薰梅。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
胡耀邦所改编的新词第一句是“春已归来”，与辛词无异，但其所写的“春天”，显然是指那个阶段力推的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象征。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即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第二句是“东风从此，染柳薰梅”，他随即解释道：春天回来以后，东风吹得柳树绿油油的，吹得梅花开放起来，香香地扑鼻，东风从此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后成了资本家走資派和知识分子先富起来。工人下岗工人阶级解散了。
第三句是“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是直接引用了辛词，他说：春天到来以前，料想那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燕子，在立春这天晚上，连做梦都梦到百花盛开的园林里去了。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境界里面去了。现在的走资派特色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强国吗？走资派特色社会里的资本家走資派和知识分子先富起来还为工人农民服务吗？
胡妖帮把上面三句作为上阕，而下面两句是下阕。第一句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他解读：引到我们的形势上面来说就是，现在还有消极因素干扰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无端风雨，一种干扰破坏的因素。‘未肯收尽余寒’，即还有‘XX帮’的余毒，也就是邓副主席讲的‘XX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余毒也是一种余寒嘛。
随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便引用此句大声疾呼：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如极左思潮之类。
最后一句是“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这是化用了辛词，“解连环”典故出自《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国用玉连环向齐国示威，齐王后一锤砸碎破解了玉连环，向秦国暗示齐国不会示弱。辛弃疾以玉连环比喻忧愁难解。
但是这位大人物胡乱邦则不同，胡乱邦从君王后解连环的故事隐喻所谓“打破教条束缚，推进改革开放”，他说：我们解连环的办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学习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办法，要因事而异，实事求是。辛幼安是爱国诗人，因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发出感慨：‘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君王后已经学会解连环，就是把它砸开嘛!辛幼安为什么还要问，何人会解连环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没有什么‘清愁不断’。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对国家的形势，有没有清愁不断、忧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国可能有一点，也不会太多。
所以胡乱邦把辛词改为“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认为这么一改就“把忧虑解除了，解放掉了”……
莫言公开发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叶，而那正是一个巨大转折的节点。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记》，算是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伤痕文学》是以控诉共产党和文革为主攻的。遵照走资派邓小平的话，用尽一切宣传工具搞臭文革。
同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发表。随后，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六次对谈，并在《读书》杂志上连刊。
最后，结集成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则为1988年。
1988这一年，《红旗》杂志宣告休刊，某部纪录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应着。
同在这一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主持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要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这无异于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和起义。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以及文革的颠覆和起义。
从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续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一大批带有强烈“重写”色彩的论文。
一切都要“重写”，仿佛一切都要重来。
饭要重新吃一遍，书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气宇轩昂，进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景象? 无论是马克斯·韦伯鼓吹的“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被突然传播， 还是陈寅恪被推崇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种以学者自持立场为政治本位的新社会认同方式。
用许多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
但这其中有一个被掩藏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本身的门槛早已经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进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之后，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会造桥修路、通渠灌溉、医治百病，更不需要去过问什么核弹卫星、潜艇大炮——你只需要会摆弄摆弄笔头子、扯几句淫语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一本叫做《再解读》的书，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某种氛围，一种强烈对峙的氛围：
① 40-70年代文学与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对峙。
② 五四文学与所谓“大众文学”的对峙。
争锋最激烈时，一度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文学”与“政治”的对峙、“文明”与“愚昧”的对峙。
拿笔杆子的人们，不论水平如何，终于宣示了和过往的决裂、也是同底层群众的决裂。
1955年2月17日出生的莫言，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976年2月参军，曾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小学没学完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1岁开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8发开始工作，至1976年参军，时年21岁。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说《人啊，人》后记中的一段话：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从那时起，一大批自诩为“启蒙导师”的人，开始从人民的共同体里跳跃出来，旋即回身，冷眼俯瞰着亿万双群众眼睛和耳朵——这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的读者听众、都要接受自己的启蒙与教化。
这部分文人，后被称为《河殇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到今天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四十多年。
中国共产党上台，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人民解放“，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在解放前，贫苦的，受压迫的人民，解放后翻身当了主人。
莫言的言论，完全抹杀了中国共产党对普通劳苦大众的解放这个巨大的公积。把中国共产党等同于历史上的王朝变更。
如果说莫言文学的政治内涵是在于告别一段革命的历程，那么改开以来的1980年代一夜之间所谓“万物春来”其席卷社会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告别革命”的基础上。那么就不必自称共产党社会主义了。然而走资派还自称共产党社会主义。而莫言还是共产党员。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哲宇主编《改革忆事》中，保育钧撰文回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署名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就是我根据当时胡耀邦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的。此后，全国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为知识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识分子得以重用”。
“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其实这句话并不准确，应该是“从80年代末之后，持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国家宣布了分手”。30年前的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就是从文学上呼应“九二南巡”的讲话精神。
于是，以作协为代表的学界等成为了一个享用一级皇粮、生产着低劣作品、摆弄着高傲姿态、散发着淫腥的腐臭圈子。“前三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在走资派改革开放后的文艺人士，早就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毛主席说过，“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逐渐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