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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国民党留下许多失败教训
国民党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是1924到1927年。第二是1927年到1949年。不过国民党的重大变化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这不得不归公于中华民国的孙中山。众所诸知，孙中山是一名坚定的反抗满清封建统治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但也正是因其理想主义，孙中山在政治手腕上稍欠火候。
以孙中山为主的辛亥革命表面成功，实则失败，在上层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就此也就表明地方军阀控制了法理政府，在下层，土豪劣绅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行政官，继续行巧取豪夺之能事。
此后孙中山又发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却都均告失败，此时中国革命似乎陷入了十分低靡的状态。派系军阀相互斗争，北洋军阀的北洋政府粉墨登场，整个中国千疮百孔。
但就在此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突然成功，振奋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青年，同时也振奋了失意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并且两者都《以俄为师》。从而启动了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两件大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
两者都受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获得革命胜利的巨大鼓舞，都萌发了向其学习，建立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念头。
中国共产党完全吸收了俄共（布）的优点，自成立之初就成为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紧凑，积极进取的党。
而中国国民党的效俄之路却不尽相同，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党魁，凭借个人魅力和威望成为国民党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孙中山的选择基本上决定了国民党的走向。
孙中山不怎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自己的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更适合中国革命，并且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自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一部分，从而觉得三民主义更具有优越性，借此孙中山也否定了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引进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的改组时，国民党也就只学习了俄共组织建制的一部分，成为了一个“具有列宁主义组织形式的三民主义政党”。
然而，虽然没有学习到俄共的全部优点，但国民党改组取得的效果却不菲薄。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结果，不仅建立了一个具有群众性基础的现代动员型革命党，而且建立了一支在党领导和控制下的新型军队。”
“党军较旧军队相比更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信仰，并因此在与旧军阀的较量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党军组建以前，国民党连广东一省都无法统一。但党军建立后，不但迅速统一了广东全省，而且很快兴师北伐，所向披靡。”
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有革命理想、纪律严明、目标明确、民心所向的军队面前，各路军阀纷纷被秒成了渣渣，望风而逃，简直是单方面的碾压。这和国民党改组之前军队屡战屡败的常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毫无疑问，《以俄为师》给国民党带来的效益是伟大的。国民党成为人们心中中国革命的希望。孙中山十几年以来都想达成的武装革命的胜利终于在北伐战争期间得到了实现。不过遗憾的是孙中山已不能亲眼看到此番场景了，孙中山于1925年3月于北京逝世，这也标志着国民党孙文时代的终结。
国民党在改组前后由孙中山定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确立了和中共的关系。虽说是“联共”，但国民党上层并未持此说法。认为中共为初生牛犊之青年成立，血气方刚，政治观点有些幼稚，并且党员只有两三百人，因此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在国民党方各大官方报刊中，都先以“容共”的说法出现。中国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员却不可以如此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组织力差，凝聚力弱，缺乏宣传能力的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难以与纪律严明，意识形态极具吸引力和煽动性，组织极为协调与高效的中国共产党匹敌，在全国各地的群众活动中最活跃的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大量左翼进步青年偏向或者直接加入共产党。“容共”大有变成“容国”之势。
这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员感受到了危机，他们惧于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所吞并，这里面以代表国民党元老的西山会议派和党内巨头胡汉民最为恐惧，作为国民党右派，他们希望在党内实行“清党”，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希望以此来保持国民党的纯洁性，把国民党打造成一个党性极强的效率极高的政党。
这时正值党内第一人党魁孙文逝世之际，党内关于党魁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斗，此时以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党内地位最为显著，此三人虽相互斗争，但其中两人——胡汉民，蒋介石都坚持“清党”反共政策，汪精卫虽极为左倾，但奈何势单力薄，在党魁继承权的强烈斗争之中，右派蒋介石最终胜出，汪兆铭最终反戈，引起了“四一二”等血洗共产党人的残忍事件。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清党”对共产党来说伤害确是巨大，但是同时对国民党内部造成的后果则更为严重。
“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
“在这场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
这是一场国民党内的逆淘汰运动，进步青年遭到淘汰，而守旧腐化分子遭到保留。
一批借党营私的投机分子和土豪劣绅相继涌入党内，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因白色恐怖组织短时间内达到瘫痪局面。
“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分化所致，以为将共产党清除后，国民党的组织会趋于严密。熟料清党后，纠纷有增无减。”
“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国民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
从此，国民党走上了不要民众，不要民众运动的道路，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傲慢的居庙堂之高的“精英”政党。
1928年东北军阀张学良易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然而：“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约8%的领土或约20%的领土”。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实际上是十分脆弱的。
“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权的组织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权中延续下来，形式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治政权，实际上党权根本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和权力结构。”
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政机器十分脆弱，这不乏有诸多原因。
第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清党以屠杀共产党的四一二大屠杀的影响使国民党，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被民众所厌弃的腐败的执政党，所有和群众运动相关的活动都被看作是带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对发动群众，走进群众的群众运动十分反感，以至于取消了全国所有带有“左倾色彩”的群众活动和群众组织，直接使《民国》党政机关彻底脱离群众。
第二个则是蒋介石国民党与生俱来的痼疾——组织涣散。蒋介石国民党“仅袭用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蒋介石国民党内部组织散漫，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宣传乏力，民运空虚，党风败坏在国民党执政后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党政关系的失衡，在国民党内部流传的“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国民党最初在全国实行党政分开，期望以此走向民主政治，可事与愿违，此举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却削弱了它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党政分开首先在体制上奠定了党政之间相互冲突的基础，在这种“双重衙门制度”下，党机关处于不利地位，行政机关的权力远大于党机关，在大部分地方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根本不能起到发展党员，宣传党义的作用；在薪俸上，党务人员的薪俸远低于行政人员，有时同级人员的薪俸竟相差十倍左右，党务机关变成了门可罗雀的“冷衙门”，无人问津。
“在党政的权力竞争中，因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给地方政府主控，地方党部被置于次要的和无足轻重的地位，最终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
国民党本是效仿苏俄办党模式，但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党权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但在国民党的办党是实践中，“以党治国”变成了一种口号，党治在地方中逐渐成为了可有可无之物。
第四：以军治党，重军轻党。在孙中山执政时期，国民党尚能把控形势，革命军队掌握在党机关手中；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代党魁竞争中，蒋介石以党军做大，战胜以党统为底牌的胡汉民和汪兆铭，一家独大。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逐渐迷恋于君权和军治，在成为政府首脑后把军治思想运用到党政体制中，总理遗训中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衍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
军事机关离开了党，党不能指挥枪，说明军权已膨胀，党权在低落。
国民党政府中央“中政会”，“中常会”权力被架空，只有控制军队的官员才拥有实权，中央尚且如此，地方情况更是严重：在地方上，太原的阎锡山，武汉李宗仁，东北的张学良，开封的冯玉祥，广州的李济深，各自佣兵自守，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军事权力中心，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实则并不能掌控全国的局势。蒋介石对党人和党治的作用的忽视客观上造成了国民党党权的衰落。
“一党专政虽然是国民党政权最显明的特征，但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的强势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支撑力量主要不是松弛涣散的各级党务组织，而是军人和武力。”
第五：派系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是国民党的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但也是国民党溃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内部派系就已然成立，最初有代表党内“老同志”的西山会议派和代表党内少壮派的汪兆铭的改组派，后来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又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和军政人物领导的力行社和政学系。由于国民党在法理上“党外无党，党内无党”，各个派系大都秘密行动，在国民党政府长达近二十年的执政时间里，党内各个派系为争夺政治权力相互倾轧，形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使组织本就涣散的国民党雪上加霜，到抗战之后党组织已有风雨飘摇的立将分崩离析之势。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执政时期的各派系在其本质上都是拥蒋派系，它们都对蒋介石负责，蒋介石为防止其中一方权力过大，挑战其党治权威，便都赋予各方一定权力，这在客观上使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国民党的权力领袖，但是其造成的党内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却重创了国民党机器，使国民党在后期再无回天之力。
派系斗争对国民党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不过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清党”使国民党脱离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和群众运动相关的活动都被看作是带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对发动群众，走进群众的群众运动十分反感，地方各种工会，农会都有名无实，全成为了党机关形式上执行党权的面子工程。国民党自称是代表全民的政党，实际上是两不讨好，资本家，地主，精英上层和工人，农民，劳苦群众都没有在国民党那里找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归属感。全国近一半地区都没有像样的省党部。中下基层的党组织基本上销声匿迹，党在地方基层上的权力甚至不如哥老会，老乡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有时行使权力还要通过民间组织长老的通许。“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是此类情形的真实写照。
抗战给国民党提供了宝贵的重整旗鼓的机会，民族主义情绪使国民党取得了一定的统治合法性，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展开了对于组织的竞争，“就仅量的扩充而言，国民党是这场组织竞争的优胜者。
"1939年—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每年平均以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1945年前后，国民党普通党员增至264万多人，军队党员多达423万余人。同期三青团和共产党员人数是124万和124万。”
但是实际上此中却有很大水分，为扩大组织规模，国民党大批大批强制军队，学校教职人员，党政人员集体入党，滥收党员成为国民党的又一大问题，实际上，集体全部入党等于没有入党，入党程序缺乏筛选性和淘汰性，大批行政人员，教职人员为保住饭碗不得以而入党，更有甚者，竟三番五次请求退党。
“对一个政党而言，当其党员到了要求脱党，或连开除党籍也毫无顾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凝聚力。此时党纪实际上已荡然无存。”
到了解放前期，国民党形象已沦落不堪，党机器千疮百孔，整个党内如同被蛆虫侵蚀的朽肉，这与国民党本身的沉疴疾病是不能逃脱干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