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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用权谋之术独自举旗兵变
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汪精卫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旁边夫人赶紧使了一个眼色，他马上又装得一阵头晕，倒了下去。
谭、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他们觉得，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精卫夫妇在寓所突遇兵变，一时束手无策。忽听警卫来报，说谭延闿、朱培德二人求见。汪精卫眼睛一亮，因为这两位分别是第二军和第三军的军长，是他所企盼的实力人物。但是跟他们说什么呢？陈璧君建议：不知对方站在哪一边，你不妨装病，听听对方怎么讲。
谭、朱二位受蒋介石之托，转呈一封蒋给汪的亲笔信。信中说：共产党图谋暴乱，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汪主席原谅云云。
躺在床上的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旁边夫人赶紧使了一个眼色，他马上又装得一阵头晕，倒了下去。
谭、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他们觉得，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仍很激动，要和谭、朱同去。陈璧君担心汪遭暗算，焦急地提醒：“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汪马上改口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内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掉的!”
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对突发而来的兵变也无法理解，纷纷出面，了解和调解危机。当天上午，除了谭延闿、朱培德之外，何香凝也去见蒋介石。何质问蒋：“你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这番义正言辞把蒋介石镇住了，尤其是“投降帝国主义”这顶帽子，让他意识到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蒋在辩解时，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到了下午，通过跟李之龙、邓演达、宝璧舰舰长、海军局值班科长等多人的初步对证，蒋介石终于发现原来自己“捕风捉影”——根本没有预谋绑架自己这码事！傍晚时分，蒋介石解除了对苏联代表团和顾问团的包围，也释放了多数被扣留的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坏到极点，如同将要被判死刑一般。
苏联代表团当然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被耍弄一通，这个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来头不小，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命令副团长拉兹贡找蒋介石交涉。当拉兹贡见到蒋介石时，发现蒋全无昔日的威仪，表情非常沮丧。
拉兹贡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对待代表团，蒋说：“我要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处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我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对第五团团长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调查。”他还辩解说：“我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我行刺。我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的信，信中要我在三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我。”
拉兹贡说：“这信肯定是伪造的。李之龙决不会写这样的信。”
中共在广州的党员们更加愤慨。当晚，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等在一起碰头，大家分析后认为：黄埔军校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6个军中，5个军的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他们试图得到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支持，但季山嘉早已从跟蒋介石对立的立场上后退了，推说合作不能破裂。
这边蒋介石心绪烦乱，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什么，他已没有与汪精卫彻底闹翻的勇气了，只能走一步是一步。当天傍晚，他以探病的名义去见汪精卫。汪以病为由，不肯交谈。第二天上午，蒋打算以书面的形式向汪汇报和解释，可当他下笔之时，才发现怎么写都不好：如果和盘端出实情，自己的形象就显得非常不堪；如果编造一些情节，又不符合修身养性的自我要求。最后只好罢笔。
3月21日晚上，蒋介石没有按照前一天的许诺前去布勃诺夫的住处会谈，说因事务太多，来不了。此时，布勃诺夫又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可能继续进行他已经发动的事件。这使布勃诺夫感到情况严重，他立即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州市内的力量对比对我们不利，而省内力量对比对我们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做出让步。因为情况很清楚，整个行动是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为了不使国共关系破裂，为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要留住蒋介石。为此，他们决定采取让步措施，下决心撤掉不受蒋介石欢迎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
很多非左派的国民党人士也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到苏联顾问的住处道歉。朱培德、谭延闿等军长访问了季山嘉，表示蒋介石此举为反革命行为，提议严厉惩罚。甚至一向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纷纷表示出亲善的态度，如孙科设宴招待了苏联顾问们；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首次访问苏联顾问们的居住地，并设午宴招待第五军中的苏联顾问。
可以说，此刻只要布勃诺夫点个头，蒋介石的命运将从此改写。但是，布勃诺夫并没有这份信心，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是保证自己不成为阶下囚，布勃诺夫和代表团做出了妥协，中共方面的强硬主张被否定了。
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而主席汪精卫却称病不起，因此会议就在汪的寓所举行。汪精卫躺在床上，大家围床而坐。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伍朝枢、朱培德、宋子文、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列席会议的有李济深、张太雷、卜世畸，另外苏联顾问萨洛威亚夫代表顾问团列席。
汪精卫在会上提出，军事当局没有奉党的政治领袖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而蒋介石在事前未征求他的意见，擅自行动，他表示大为不满。蒋介石的表情很不坦然，他本来平时就不大说话，那天更少开口。有的人认为他还在倔强，也有的人认为是他愧怍使然。
由于苏联方面的妥协，汪精卫本指望打击蒋介石的愿望落空，失望至极，于是要求休假疗病。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后，会议做出如下决议：第一，本党应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并增进亲爱关系；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第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第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
与此同时，曾在事变的当天提出要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为苏联代表团的让步而改变了态度，他们纷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对于蒋提出的解聘苏联顾问和制裁李之龙的办法，均表赞成。
蒋介石如释重负，方感到自己一身冷汗。他不但躲过一劫，而且发现：除汪精卫尚有与自己争斗的政治意图，其他中央大员形同墙头草，随风而倒，实不足惧也。
为了让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尽快消除，蒋介石在3月25日对军委会呈上一文，说是：18日中山舰擅自驶抵黄埔军校前，伪称奉校长命令来守候；19日该舰又于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为防其扰乱政府，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严讯，派军队于广州附近戒严。由于事起仓猝，来不及报告，不得已而临机处理，专擅之罪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
而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后决定，匿居养病，不再理事，并从原住所西华二路搬了出去。随即，汪精卫消失了，不知行踪。
蒋介石得志之际，更增强了自己对汪精卫的判断。他在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至此，蒋介石已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权谋之术，38岁才初试锋芒，就力挫那班政治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