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阶级报复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阶级报复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阶级报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红卫兵抓判杀绝，采取：

一是：批判、斗争、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开除公职。

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

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的阶级报复、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复仇的残酷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这是走资派邓小平亲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

例如某省，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来参加革委会‘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

而且对‘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

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是批判、斗争、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开除公职，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报复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是邓小平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马克思和毛主席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了邓小平、叶剑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杀头”，这个被地主、还乡团、资产阶级颠倒了的革命口号，一定要颠倒过来，重新恢复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奴隶们，起来！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邓小平等全国掌权的大小官员开始，掀起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高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鸥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20450亿元。”（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赵紫阳、江**、薄**、曾**、温**等为首的数十大家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建立起来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农民又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同样投靠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说“许多国家依靠美国都富强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和美国建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美帝国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和谐关系，要建立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根据有关记载：对如何策划‘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1976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机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论）（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邓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页）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首的翻案复辟派，“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没有党中央的合法批准，他们就会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因此，他们经多次串联密商议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泽东的旗号，争取华国锋支持，由叶剑英作工作；二是把华国锋捧上台；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下决心，先发制人’。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策略。”

     

于是就在华的“红”色外壳支持下，完成了邓的“黑”色政变，真可谓“老谋深算”，对全党全国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骗。

     

是争取华国锋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蒋抗日”（同上第36页）。“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是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同上第30页）“7月某日（另一说9月19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叶剑英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10月5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决定5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10月6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李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叶剑英下达指示：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起来了。

     

10月6日晚上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急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同上书38~52页）

走资派们篡权后，为了忽悠人民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用颠倒黑白的谎言来误导人民群众。打左灯往右转，实现走资派和右派们瓜分国有资产，各个大走资派和大右派们都成了如同《中华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陆的走资派和右派们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个富豪家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斗的走资派和右派们。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走资派和右派们簒权上台，走资派和右派们先富了，拿着铁饭碗的工人们下岗了，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盘散沙的四处流浪去找工作的农民工临时工。走资派和右派们和国民党的《还乡团》又回来了，反对《文革》，抹黑《文革》，颠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进行残酷无人道的阶级报复和复仇。这就是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