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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改好人》《儿童变坏孩》
《坏人改好人》。不用多说。毛泽东时代的例子多的是。
主要说说《儿童变坏孩》。这些《坏孩子》是怎么形成的？
例如：2018年5月的一个凌晨，在海口的滨濂新村，杂货店老扳遇到一个在街上游荡的小女孩。她穿着邋遢，衣服上粘着厚厚的污垢，还有一股几天没有换洗过的味道。杂货店老扳跟她打招呼，小女孩说：“操你妈！我家里还有三把刀，你相不相信我拿过来插死你！”
习惯了，杂货店老扳就给了她杂货铺里唯一的甜食，一盒金嗓子喉宝。“她像是小猫拿到一块小肉一样，赶紧叼走，怕别人争夺它。”十分钟以后，小女孩又回来找他，想要第二盒糖。过了一会，她又来要第三盒。小女孩14岁，当深入了解其家庭，意识到一个女孩身上的问题，牵扯出两代人、多个女性的被动、失语、工具化和痛苦。
小女孩的妈妈，严格来说是养母，一个不能生育的女性。发现她不能生育，无法延续血脉后，在农村的丈夫就提出离婚，她被迫离开了原本的婚姻。她那时40来岁，在农村是一个很难再婚的年纪。“在传统的观念系统当中，当她失去了生育这个所谓的功能性以后，她成为一个没有存在位置的女性。”
后来，她碰到了一个女性朋友。当时老家还没开放二胎，那朋友有一个女儿，婆家想生一个男孩，发现二胎是女孩就不想要了，但胎儿比较大，做引流的风险很大。这对父母告诉她，如果生下男孩他们自己养，如果是女孩，就给她。小女孩生下来第二天，一出院生母就抱着她交给现在的养母。
这对被抛弃的没有亲缘关系的母女，从农村搬到海口。小女孩养母是流动摊贩，每天凌晨4点出门批发蔬菜，晚上才能回家。那时候月亮一岁，一个人待在家里。相依为命的关系里也涌动着暗流。一个单身妈妈，认为自己孤独，价值感缺失，需要“有个伴”才养一个孩子，她还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愿望：孩子将来能解决养老问题。然而，许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根源，来自爱很难是全然无条件的，家长很难不对孩子有所期待，当养母对孩子的期待一次次落空，积累到一定程度，怨言、焦虑、不接纳就出现了。
小女孩很小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反常现象，养母没钱去寻求过来帮助，或者说养母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干预。周围的人说小女孩有智力障碍，她养母一开始也怀疑是这样。
相处久了，小女孩身上的一些怪癖。小女孩总会去做，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被认为是“违背良俗”“不道德”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禁忌，被禁忌的东西她就越去想要去破坏“。小女孩有顺东西”的习惯，杂贤店老扳被她拿过好几次东西。在习以为常的叙事里，这会被粗暴地归结为“生性本恶的问题儿童屡教不改”。“其实她是在挣扎，她有存在感的掉落，掉落的时候她一定非常恐慌，想猛地抓住一些东西，她想到的事就是进行一些破坏。”
例如，2017年，杂贤店老扳他和家里的孩子遭受父亲各种各样家暴的场景。在《小鸟与好奇心》的访谈中，关于父子关系是这样写的。“毕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和父亲的关系，他鄙视他，同情他，屈服于他，就是不能挣脱他。”“生活中最痛苦的记忆——包括离家之后父亲如何对母亲施暴。”“看待自己父亲作为男性的处境，他作为家族成员的压力，他为何无法控制自己的暴怒和施暴的手，他为何要用蛮横纠缠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子的选择，从职业、婚姻到生育。”
初中的时候，他开始了对父亲的漫长的叛逆期。他“完全不读书”，“不认识班主任”，在学校里整日游荡，或是在上课的时间逃出去爬树，偷果实，抓鱼，沉迷去录像厅看香港电影。考试分数自然是一塌糊涂，为了不让爸爸知道，他直接在试卷上改分数，“17”就加个“0”变“97”分，“3”就变“85”分，骗了整整三年。
在他的成长经历里，学校系统，原生家庭，都很难称得上支持，只能说是“不干扰”。他在既定路线之外，踩在悬崖的边缘，颤颤巍巍地行走，依靠自学完成教育，成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再舔舐过去的伤痛。
例如：有孩子因为在课间看《人类简史》被老师发现，回家以后被父母指责一个多小时。有孩子因为晚回家半小时，被关在家门外罚站两个小时。他发现暴力以更复杂和隐秘的形式存在，不只是体罚。他开始更多地关注青少年的暴力，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心理问题。
然而没过多久便被校方叫停。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学生讨论家暴也被认为是敏感的，不合适的，最好别说的。在应试教育系统里的尝试，让他感到受挫和无奈。他教课的那一届学生毕业后，聊社便停止了。
海口的滨濂新村是一个城中村。原本是一块菜地，后来老居民盖起自建房，租给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于是这里汇聚了各种职业身份、不同地域的人。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部分孩子从留守儿童变成随迁儿童，没有户口，上不了公立学校，被称为流动儿童。
城中村里的孩子们缺乏父母陪伴，无法在陌生的城市建立自己伙伴关系，或者难以融入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包容的自由环境。“能跨进来无墙幼儿园本身就说明了某种渴望。”孩子们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区，可能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是什么。
心理咨询师讲过孩子从精神疾病的角度来看，她认为这个孩子有挺严重的精神疾病困扰。言语暴力和破坏行为，是她疾病的表现。她特殊的童年遭遇和家庭背景，在儿童精神疾病的早期，没有得到连续的、有规律的养育条件，以至后面出现明显的症状。她无法和同龄的孩子建立起社交，常规的学校教育并不适合她，对学校里的老师和其它孩子，想要和她磨合，也是非常痛苦的过程。
问题的关键，并非如何让这个孩子立刻返回学校，而是是否有另一个学校之外的选项，可以暂时包容和纳入这样的孩子。一个应试教育系统之外，以社区这样松散的社会关系为基点，建立的给孩子的支持系统。
在法国的社区医学-心理学-教育中心，每个社区都有这样的机构，为孩子提供心理咨询，为没办法去到常规学校和就读常规课程的孩子提供支持，为他们单独制定单独的教育计划，如果依然比较困难，会有一个团队的力量来介入。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日后能重回到日常的秩序里。这些服务全部是不收费的，不分肤色人种，在有些由比如红十字会资助的机构当中，也不论孩子是不是法国公民。
“比如说法国的移民问题，如果移民的语言没那么好，他们的孩子融入社会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这种机构起到了非常好的中介跟缓冲的作用。青少年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他们容易被极端对立的话语吸引，甚至加入恐怖组织。”
完成整个体系的搭建，法国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去真正有效率地回应问题。不仅仅关注孩子个体的成长，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一个家庭融入社会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从学校到社区的社会网络，都分布着孩子心理层面的支持系统，它辐射得足够广，介入得深而且早，成为解决困难的最小的代价，是社会缓冲机制的一部分。
当孩子的表现已经是上不了学时，“等到这个时候，家长才意识到出问题，其实已经到挺严重的阶段。而且他们会认为只是学业上的问题。其实是孩子碰到了精神危机，只是表现在学业层面上。危机背后可能是他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等等。”比如家长觉得孩子沉迷手机，网瘾背后可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遇到困难，他们无法回应，只好用逃避的方式。“家长以为是网络的问题，粗暴地禁止，其实因果关系可能是反的。”
当所谓的《问题儿童》没有得到及时的介入，长大以后可能会发展出更可怕的结果，到那时，结果就不只是一个家庭来承受了。应当给这样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的缓冲地带。“那些孩子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给他们提供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未来生活的道路可能非常成问题。”
这理应是尽整个社会之力去做的，而不是靠自愿去《支教》单打独斗地，以个人的力量，低到惊人的成本，是不可能持久的坚持。残酷的现实里，为困境儿童勉力维持着平等、自由、友善的工作是政府的。
孩子用诗说：“我想回老家/跟奶奶说话/我想回老家/跟爷爷玩/我想陪爷爷奶奶一起玩耍……我想爷爷奶奶回海口/一起游泳。”
对孩子来说，写诗是一个很随性的事情，想到写就写，写幻想，写生活，写苦闷，也写暴力。五岁的小鱼写：“爷爷打奶奶了/我希望爷爷不要打奶奶/妈妈和爸爸吵架了/我希望他们不要吵架/二姐和大姐打架了/我希望她们不要打架。”有一个12岁的男孩小jun则在诗里写：“有一个她很贱，那她有多贱，因为她说到没有做到……”
孩童纯真无邪的话语，也保留了灰色的一面，那是真实的话语，是从伤痕累累的原生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说出的话。真正的问题是，大人们该如何不再假装那些暴力的词语不存在，如何面对、接纳、改变。
“我经常说我是被唤醒，我是一起成长。感知到孩子不那么让人舒服的举动，比如说偷盗，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厌恶愤怒，想不明白，然后我要教训你一下。这种反应对我们的工作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会阻碍我们关系的建立。我必须站在他们的视角上看为什么会这样，慢慢获得和孩子相处的经验。”
中国儿童近半是《留守儿童》或是《背井离乡儿童》的定义已经从起初的《流动儿童》扩大为更普遍的《困境儿童》。常被老师家长等大人们称为《坏孩子》。最早城中村的环境，是接触到最早一波的《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当连接的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发现社会是需要更加开放接纳其他的孩子，即使是城市中产的孩子，他们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不再局限于《流动儿童》，而是《整个中国的教育问题》。”
《整个中国的教育问题》。也是社会制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