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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交给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泽东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
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
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
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