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邓小平是镇压学生运动

《六四》邓小平是镇压学生运动

1976年四五事件之前，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但还不希望把邓小平当成刘少奇、林彪那样当成对抗性的政敌打倒，毛泽东说：“他（指邓）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是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89年《六四》邓小平是在《镇压学生运动》。所以邓小平的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是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即敌我斗争了。走资派邓小平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员了。走资派邓小平也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走资派邓小平对内《镇压学生运动》，对外投降帝国主义。走资派邓小平完全复辟资本主义了。

走资派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纠集了一批大中小走资派和右派分子和支持走资派的人以借口“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而此时毛泽东生病期间，“四人帮”要篡党夺权吗？其实就是又一次走资派邓小平幕后指挥天安门四五暴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给毛泽东制造麻烦，轰支持毛泽东的四人帮下台，毛泽乐还活着，走资派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幸好毛泽东还头脑清醒，用民兵赶走了这群走资派及支持者的发难。

这是走资派邓小平们为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目的是以“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是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

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

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首先列举了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花园的数字、人数、单位然后写道：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XX人反总理，XX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相，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观场，这几天己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结果被打伤。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向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的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本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下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战斗。”

会议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并说“天下已定”。

4月5日早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并让毛远新报告毛泽东。

4月5日凌晨开始治理天安门广场。200辆大汽车将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小部分放在中出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至凌晨5时，在数千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100多人被集中审查，其中有20多人查出身上携有反革命传单材料。有些人当场被捕。

清晨，大量人群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他们奉献的花圈被收走，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时，异常气愤。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要求均遭拒绝。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记述：“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叁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竞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叁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4月5日下午2时至3时，因天安门前已发生暴动、殴打解放军、民警，焚烧汽车的暴力事件，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