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的

文革中我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的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江青在文革前后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XX。但是，我想她在那个“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杨成武杨成武和毛泽东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