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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珍宝岛发生的战斗举世震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深挖洞”的备战方针，主要是备可能发生的中苏大战。此外，正如朱升提出“高筑墙”不是简单地强调修城墙而是建议朱元璋发展武装力量那样，毛泽东提倡“深挖洞”，也不是简单地号召全国挖防空洞。“挖洞”的目的是备战，“深挖洞”是倡导把能够采取的备战措施做好，做深入，做细致，以我之有备待敌之不敢攻。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进行了30多分钟，中国边防军连续打退苏军三次冲锋。接着，3月15日、17日双方边防军又发生两次战斗，苏军进攻均被打退，此后苏军未再登岛进攻。据苏方统计，苏军在这三次战斗中阵亡58人，伤94人。有研究者认为：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当时，中美苏三国，正处在大三角关系中，大国之间关系的细小变化，都将相互影响。就在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从而从政治上改变了当时的中苏力量对比。
珍宝岛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尼克松访华时间是1972年2月，这中间整整3年时间，中美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中苏大战却没有发生。因此，有人把珍宝岛小打后中苏未大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毛泽东拉了美国做帮手”，确实很难让关心这段历史的今人信服。事实上，珍宝岛小打未演变为中苏大打，关键因素是中国的备战工作做得好，而做好备战工作的前提，是中国领导层对苏联领导层的战略动态做了准确的分析与把握。
1969年3月5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先后三次座谈国防形势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苏联搞个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巩固东欧。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警惕，同时又不要迷失方向，被现象所迷惑。
3月29日，叶剑英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署名上报毛泽东。
事实证明，老帅们对苏联领导层的分析是准确的。当然，还有一个变数是无法预测的，那就是苏联军界高层中“鹰派”的暗流。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回忆：当时，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推行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对中国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摧毁其核设施。其实这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都赞成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不同之处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数量而已。
不过，赞成这两种手段的人并不多。即使后一种手段，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是否轰炸中国的问题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歧严重并陷入僵局，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此做出决定，只好一边让反对对华开战的柯西金联系中国协商缓和，一边听由元帅和将军们继续讨论对华开战的策略与方案。
在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最终有效避免、制止了中苏大战的发生。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9日，又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还增加了东北、西北地区的中程导弹数量。另外，军工科研人员还及时解出了一个重要的方程式。
有人记载了下面的故事：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的战斗，举世震惊。开始时，我军的多种口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苏军先进的T62坦克构成威胁。后来，在几位元帅的干预下，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的任务就落在了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肩上。
幸运的是我国科研人员得到了解决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可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叶剑英元帅知悉后，说：山东某大学有一位名叫刘光志的火炮专家，可向他讨教。
刘光志和弟弟刘来志在三十年代初期到济南柴油机厂当工人，受到梁姓厂主的青睐，厂主将女儿嫁给了他并送他和弟弟一起去德国深造。刘光志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并进入克虏伯兵工厂从事火炮设计工作，不久即成为副总工程师并参与了虎式、豹式坦克的研发工作。二战结束后，刘光志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苏联，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千方百计与斯大林联系，终于将刘光志从苏联接回。回国后，刘光志先跟着后勤部队转战南北。全国解放，他表示不愿意再参与兵器制造工作，被安排到济南一所院校搞教学。
发生珍宝岛事件时，刘光志正因“历史问题”被管制劳动，当了花木园工。有两位军人找到了他，向他出示了那个方程式。
“这道方程式是做什么用的?”老人问。
“搞教学用的。”军人们回答。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的回答让军人有些不高兴。军人说：“你这是什么态度?”
“既然不信任我，还找我干什么?”老人也生气了。
几天后，两位军人又来了，他们诚恳地说：“首长批评了我们，我们……”他们的话被老人打断：“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真怕你们不回来，那就耽误国家大事了，瞧，我已经算出来了，这就是你们要的数据。”
解开了方程式，算出了数据，新式的破甲弹、穿甲弹很快被研制出来。试验时，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都打穿了!
这个成功震撼了苏军将领及技术专家。在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叠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叹息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这则故事，仅仅是一个传说，却反映了中苏两国之间多重较量的复杂性。
美国外交界一直坚持一种说法，称当时苏联曾与美国联系，询问如果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美国会采取何种态度。由于美国表示坚决反对，苏方才未敢发动对华战争。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中苏最终没有大打，主要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部分苏联军事将领认为“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苏联决策层中赞成对华使用核武器的人并不多。
第二，苏联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第三，中国方面备战措施有力，不仅做好了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还及时研制出能够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穿的新式破甲弹、穿甲弹，为在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中战胜苏军装甲部队做好了必要准备。
以上举措，在苏方决策层徘徊于两种战略抉择间举棋不定的历史关键时刻，给了对手震撼性的心理威慑，从而有效消弭了中苏两国爆发大战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