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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们价值观混乱的道德表现
走资派特色政府在社会转型，制度失衡，信仰缺失，贪腐横行，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道德标准荡然无存的大环境下，许多人都面临着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状况。
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就出现了一些明明想批判黑暗，可不知不觉却站到了黑暗一方；内心想表现憎恶，但下笔却写成了某种颂扬的作品，出现了指鹿为马，将乌鸡当成彩凤凰的事，或者是把凶残当成勇敢，贪婪变作进取，乱伦视为开放等荒谬错乱现象。
忘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有正确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典型的如2009年内地最火的电视剧《蜗居》，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引发了众多的争辩与热议。
《蜗居》对当今房价高涨，无房者经过苦苦挣扎依然沦为“房奴”的可悲现象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绘，也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钱色交易、草民之卑微与公仆之高贵的病态现象做出了大胆的揭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然而它对贪腐行为与卖身求荣的表现却暧昧迟疑，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既批判，又赞颂与贪恋的庸人心态。具体说从小县城来到大上海的海萍、海藻两姊妹，由于无力购房，又仰慕虚荣，喜爱攀比，便一步步踏上了一条依赖贪官不劳而获的捷径，靠傍宋思明达到白住白占豪宅，过上“理想生活”的目的。
影视剧虽披露了高房价成为让人不堪重负的社会问题，却没有揭露大小贪官勾结操纵、徇私舞弊对这一问题的推波助澜，也没批判宋思明等贪婪敛财飞扬跋扈的恶劣可恨，反而将他们描写得那么有本事，有人性，既有钱有势无所不能，又有情有意浪漫忠贞，活着能满足海藻的一切要求，死后还能利用关系将海藻弄出国外，去避祸远害，安享尊荣，因此让人看完电视对宋思明恨不起来，反而可能充满同情与赞赏，客观上起到了赞美贪官、默许贪腐，对包二奶现象也恨不起来的不良作用。
《蜗居》的迷失，除反映了编导们价值观的混乱，也折射出现今许多人内心的不平衡，即一方面在痛骂腐败，憎恶贪官，另一方面又巴不得自己也有钱有势，能呼风唤雨，参与分一杯羹，矛盾中不无艳羡，揭露中却缺乏反思。
海藻的堕落被讲演成一个女孩与一个贪官的“真心相爱”，其遭遇被描述成一个贪恋大城市富贵生活，缺乏把握自己命运能力的故事。始作俑者的贪官宋思明被塑造成女性心目中优秀男人的代表，人民憎恨的贪官却和人民群众相亲相爱，种种矛盾混乱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间接暴露了商品拜物教的恶性发展，以及“腐败文化”的暗流蔓延，彻底地在毁坏着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观念和家庭伦理。
“一切向钱看”、“以钱为大”和“以消费为荣”的市侩潮流，以及制度与监督的缺失勾起人们心中的“贪魔”，多种因素汇聚成一股“腐败文化”的暗流，冲击着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导致人们行为与内心的价值观发生背离，使某些人有理有据地腐败着。
这不但会严重侵蚀整个社会肌体，扭曲人们的心理价值取向，而且会给民族文化层面带来灾难性后果。
今天的人们之所以“笑贫不笑贪”，小贪小腐早已泛滥得不值一提，成为一种常态，就是与当今人们的价值观扭曲、荣耻界限模糊或者丧失直接相关。
以上这些倾向，时见各类文艺作品，不论是报纸书刊、网络、舞台演出、荧屏银幕，共同构成一股歪曲事实、扰乱思想、涣散人心、毒害心灵、污染社会空气的沙尘暴。
其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标准的混乱与缺失。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值得赞颂提倡，什么必须反对抨击，变得模糊含混，杂乱不堪。
这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是有着明确标准的，现今却变得若有若无，缺乏依据。标准的混乱和缺失造成优劣颠倒视听混淆，让人们无所适从，也形成劣质粗品排挤优质精品，泡沫和垃圾恣意膨胀，流氓痞子横行霸道的现状。
如果说“反道德”者往往是以一种玩世不恭或无知者无畏的前卫态度出现，“非道德”者常常是以超然中立、不偏不袒的姿态出场，那么价值观混乱的人则是以似是而非的面目出现，它们交相呼应，互为依赖，否定道德规范、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拒斥任何类似于道德信念或道德判断的东西，导致各种怀疑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最终颠覆神圣，消解权威，取消敬畏感，削弱了维系家庭、集体和民族的纽带，腐蚀了社会关系，造成“思想迷茫”不再有一个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让大家共同遵守了，社会进入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时代。
道德失范、道德颓废导致了精神文明的衰竭凋零，极端的个人化写作，使作家封闭起来，作品变成完全自我化、私人性的情绪渲泄、个人低俗趣味的展示。
有批评说：“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
造成信息低劣和信息毒化。写作上的“缺德”、“无德”和“坏德”，在一点一滴地侵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降低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道德底线，败坏着中国社会的空气。使得现代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盲目、冷漠和自私，不讲是非和情感，不再追求正义、真理与崇高。
现今的许多文学之所以不爱看，是因为它们“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其结果是“今日已不待有如秦始皇之焚书，而线装书自可扔茅厕里不再须讨论”。
在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中，如果没有道德，那么人类可能还处于野蛮社会与资本社会丛林生活之中，情况将恶劣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人是社会存在物，也是道德存在物，道德和善有益于维护人类的存在，对人类的发展有积极和不可估量的作用。“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伦理道德观念和理性思维的主体。人如果自动放弃道德伦理的修炼与约束，放弃对文明进步和理想生活的追求，那就会堕入与禽兽为伍，向蒙昧看齐，浑浑噩噩无力自拔的地步。
如果说道德价值规范是人类行为活动“应当”的价值凝结物，道德意味着“应该”和“不应该”、好与坏、善与恶，道德价值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道德是一个民族得以传承延续和一个社会得以健康和谐发展的精神规范，那么没有道德规定作为内在蕴涵的文学价值就不是本真的文学价值。因为无论是文学还是道德，它们的最高价值理想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与幸福，两者具有同源、同义和共通性。
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重德求善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从来都强调“思无邪”，提倡 “尊德行”，“道学问”，做“道德文章”。一个作家或诗人，若没有好的人品，没有高度的道德理性水平，纯洁的道德动机，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
如果说文学本身就是心灵的敞开，灵魂的张扬，叙事本质上具有伦理的意义，文学从来都担负着对时代、社会、生活、生命和人性正确的理解和复杂而独特的呈示，那么，这种理解与独特呈示就不能没有心灵和德性的指向。
只要看一看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经典，它们不朽的魅力无不散发着心灵和德性的芬芳氤氲气息，折射出一种足以穿越历史尘烟的文化及人格力量，绽放着耀眼的思想光芒，表现出对某种高尚道德价值的深情呼唤，温暖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之心。
对文学经典进行历史考察，最终得到的结论恰恰是越发关注心灵和德性的，越发会恒久流传；而那些漠视人类道德情怀的，必定会遭致人们的鄙弃。因为道德价值的审美呈现和作品的文化和人格魅力会赋予文学高远的人生气象和高迈的精神境界，使作品优化和增值。
反过来说，如果文学无助于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消遣品，那么谁又需要它呢？再进一步说，倘若放弃了一定的道德追求，文学的精神品质会退化，思想性会缺损，魅力和感染力也会消退。如果说什么时候文学丢失了道德准则，成了反道德的，或无关道德的东西，那么它的衰亡肯定不远了。
现今，消费文化的气息无处不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日甚一日地改变着传统社会形成的“生活场”、“文化场”和“文学场”，并与整个文化环境中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快餐文化互为呼应，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无情的解构和颠覆，许多低俗写作和欲望叙事构成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污染，对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销蚀，一切充分说明道德观混乱，丧失道德理想会造成创作目标的失控和创作方向的迷失，对文学创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文学是邪恶、不义、欺诈和奴役的敌人，作家就是底层人和穷人的代言人和辩护人。文学不仅是人民的财富，也是一种“道德力量”，是良心与正义。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充满同情、关怀、热爱甚至敬意，永远是伟大作家的基本态度，是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健康和成熟的基本标志。因此，作家必须对时代精神的状况负责，对文学的道德状况负责。
对待道德问题，作家的立场和态度一定要坚定。在道德伦理上区分善恶、美丑、好坏不仅必须，而且永远不能含糊。
其基本的尺度只有立足于文明进步的立场，凡有助于文明进步的，就是正确和值得提倡的；凡是反文明反进步的，不利于人类共同需要的观念就是必须反对和抵制的，因为道德伦理之恶，也就是艺术之伪。
在真诚真意缺失，好伪作假风行时，作家要强调文学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文章不写一字空。
在奢靡虚浮，媚俗庸俗成风时，作家要拒绝浮华与急功近利，化浊为清，化污秽为澄澈。
强调作家要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社会责任感，具有力挽狂澜、匡世济民的英雄主义情结，宣扬道德规范、抒写惩恶扬善、净化人类心灵、升华高尚情操的作品，与时代同悲欢，与人民共苦乐。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酱缸里作家们的确应该考虑，怎样珍视和传承属于中华民族优雅的文化遗产、刚健的审美气象和昂扬的民族精神？克服病态化的文学倾向，将文学所追循的价值系统，建立在有人文理想、有心灵自由和必要的道德根基，一定的批判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这对于矫正现代社会已然存在的崇拜金钱的侏儒症、拜倒权门的软骨症、随波逐流的无脑症以及损人利己的膨胀私欲症，肯定大有助益。
中国这个民族太需要用清明的理性来抵制欲望的红尘和道德的锈蚀，太需要用伟大的思想来树立精神的高度，用纯洁的泪水荡涤社会钝化的良知和彼此隔膜的人的心灵了。
至少，文学不能违反“有益无害”这个基本，不能渲染反人性、反历史、反文化、反道德的精神糟粕，张扬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念和艺术趣味，将人导向无知和偏见，文学不与老百姓相结合一定是走不远的。
文学要激扬人民的正气，温暖和抚慰人民的心灵，担负起培养公民理性的重担，为了有益于读者的人格发展和精神升华而写作，这样才能使文学获得真正的价值。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文学是同底层工农兵相结合的，作家是大多数底层人民的代言人。文艺也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而创作的作品永传世代子孙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