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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老工人们都很感激社会主义制度
阳和平：当时同事中间，多数老工人都很感激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光华厂有的工人是从农村来的，跟农村比条件要好得多，也很满足。
阳和平：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舆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我和同事们一点都不会偷懒，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
阳和平：除了工作条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义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离开美国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得多，但他们自己认为穷乡僻壤的创业和生活更有意义，是值得追寻的人生意义。我父亲在那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并在那里长大的。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阳和平：那时代提倡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我当工人时有一种一辈子当螺丝钉的想法，也心甘情愿，全副心力都放在生产上，看技术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整天琢磨这些设备，到处看，到处观察，有一次发现热压机的底座铸钢裂了，需要修理。
阳和平：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想着要当技术工人，爬上高等级。当时在光华根本没有多想，前途是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只是想着干好工作，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起过。那时物质上的东西不多，级差不明显，也许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权，但干部和工人谁说了算，还是有得争的。
阳和平：回想起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的有点“傻”，总认为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而是为国家为自己，所以劳动上有一种自觉性，不依赖干部的强迫和监督。真正在第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在劳动中间创造出来产品东西，而个人对劳动成果还有感情。
阳和平：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很温暖，非常让人怀念，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还一块学习。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常常都想着他们。
一个美裔中国人在国营工厂经历
作者：阳和平教授
《文革时期在光华木材厂的工作经历》（二）
当时厂里没听说过职代会，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形成的工代会。70年预备召开四届人大，我们厂里也组织讨论宪法，参加人大代表选举，那时国家政治上什么大的东西要发下来讨论，主要是召开车间和班组会议进行，小组开会把意见集中起来。开会有时也流于形式，有时也开全厂大会，经常涉及的倒是福利和食堂等问题。
要是干部干什么大家不同意，大字报就来了，不需要形式化的程序，因为有这些潜在的威胁，干部也不敢乱来，因为不是那种干群严重对立，反应意见的渠道多种多样，都很有效。讨论生产计划，有些事明摆着的，技术革新和人员安排该怎么办，管生产的一说，工人掌握的情况比干部少，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还有比方说哪那儿安全有问题，你那个地方老是坏，要提请注意，日常工作就可以上去，不需要很形式化的东西。
当时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是有保障的，干部控制不了，胡作非为的空间很有限。
涨工资的时候，也不是干部能够说了算的，先是车间有个方案，发下来班组讨论，同意不同意，要经过班组和车间两次讨论，这个争论往往很激烈，工人中间还是平均主义意识比较浓厚，上次你涨了，这次该我了，谁年轻负担轻要让一让，某个老工人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应该考虑等等。
西方在企业中间也讲究这个，培养团队精神，后来我在AT&T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那里工资升级实行的倒是大寨那种“自报公议”方式。
要是车间主任不顾工人的意愿，硬要把某个人的工资涨上去，那他以后的工作就难了，工人心里不痛快，有好多消极抵抗的办法，分配工作就说让你找谁谁去，谁谁不是涨了工资吗?干部也缺少大棒对付工人，要是不得人心真是没法领导，办事儿和涨工资都必须大多数能够认同才能执行，如果只有几个人闹，大家都不理他。
对干部来说，为了极少数得罪大多数，绝对是划不来的。而且当时还有大字报的权力，工人就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干部也没法报复。那时工人感受不到多大上面来的压力，因为干部不掌握工人的生杀权，在提升和工作安排上穿点小鞋，范围小、利益也不大，所以心情舒畅。
当时同事中间，多数老工人都很感激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他，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光华厂有的工人是从农村来的，跟农村比条件要好得多，也很满足。
有个同事老家是河北农村的，他两个星期回家一次，装满两麻袋锯末绑在自行车上，骑行100多里地带回家当燃料，这个人是从农村的砖瓦厂调来的，一年四季都这样，他也是把本分工作干完，不关心厂里的事情，心思游离于同事圈子之外，自己有一番另外的天地。
还有一个外号“小赖包”的，特别消极，他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其他人自己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赖包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他也不破坏捣乱，就是从来不会帮别人，只管完成自己本分的工作量，他有困难别人也不会帮他，自己孤立自己也没脸，人家也看不起他，给他起个绰号叫“赖包”。
虽然不是正式强制，但这种“同辈压力”是很厉害的。因为他家里是小业主出身，所以对新制度比较消极，还有些小市民出身的自由职业者的孩子，也消极一些，也是心思游离于同辈圈子之外。
除了工作条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义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离开美国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得多，但他们自己认为穷乡僻壤的创业和生活更有意义，是值得追寻的人生意义。我父亲在那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并在那里长大的。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在工厂里头升级，从学徒工开始，两年后升为一级工，再升级为二级工，月工资38.61元，这是到了年限就升级，再要升三级工就得等机会了。
那时代提倡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我当工人时有一种一辈子当螺丝钉的想法，也心甘情愿，全副心力都放在生产上，看技术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整天琢磨这些设备，到处看，到处观察，有一次发现热压机的底座铸钢裂了，需要修理。
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想着要当技术工人，爬上高等级。当时在光华根本没有多想，前途是什么，以后要怎么样，只是想着干好工作，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起过。那时物质上的东西不多，级差不明显，也许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权，但干部和工人谁说了算，还是有得争的。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舆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我和同事们一点都不会偷懒，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
回想起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的有点“傻”，总认为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而是为国家为自己，所以劳动上有一种自觉性，不依赖干部的强迫和监督。真正在第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在劳动中间创造出来产品东西，而个人对劳动成果还有感情。
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很温暖，非常让人怀念，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还一块学习。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常常都想着他们。
光华厂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女工的歧视，这在短期内往往不明显，我去美国之后过一段时间回来，一起进厂的男同学提拔的就很多，女工同学都还在原来的地方生产一线，最后男工同学只有一个没有提干，而女工同学只有一个人提拔了，这还是因婚姻关系——她嫁给了一个厂级干部。这有些是自身的原因，女工承担的家务事情多，在厂里也不积极，但也有好几个女师傅嘴巴很厉害的，干部都不敢惹，还有的也很能够团结人，也有能力的，就是不提拔她们。她们也不是为当干部而闹，有些是“刺儿头”，批评干部一点情面不留。传统的观念确实根深蒂固，男的看不起女的，认为她们话多就是爱挑刺，甚至认为是泼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