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线建设》——永恒的丰碑

作者:yongbing1993  于 2024-11-17 00:4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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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线建设》——永恒的丰碑



大三线建设——永恒的丰碑
作者:超级工程一览 

    这片巨大的空地,是曾经拥有万名职工的重庆第三棉纺厂。每过几天,都有一个叫王素芳的80多岁的老工人来这里,面对眼前的一切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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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总投资:2053亿元

  工程期限:1958年——1978年

  “三线建设”,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保密,是不见于报端的。即使当时的人们说起,也十分神秘。今天的年轻人,更是少有所闻。

  何谓“大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1964年至1978年间,展开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工业体系建设。简单地说,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什么要这样做?一句话,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战略大后方”。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假如我们遭到强敌的夹击,发生象日本侵略那样极端恶劣的形势,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然后伺机反击。用心可谓极其良苦!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1938年到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对中国进行战略合围时,国民政府才仓促把华东和华中250余家工厂迁入四川。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是有计划地实施战略布局。由于“大三线”建设,是在一个比英、法、德面积总和还要大的区域,整个经济与文化得到再造,即使没有战争,也具有难以估量的战略经济学意义。

  为了抗御外敌,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地区是第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地带,就是二线地区。

  中国属于均衡型国土形状,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再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于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确定将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对新中国的威胁依然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建设重心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建设战略后方的问题并不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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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8月2日,美国挑起“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海军基地,越南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并祸及中国境内。到1966年8月,驻扎越南的美军已经多达42.9万人,对东亚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照片为1965年2月,游弋在南中国海的美军航空母舰CV-61突击者号(USS Ranger)。该舰是福莱斯特级的第三艘,1954年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开工,1956年9月下水,1957年8月服役,满载排水量81163吨,载机78架。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派出了22艘次航母参战。其中包括全部四艘福莱斯特级和小鹰号、企业号核动力航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进行三线建设?

  说到大三线的来由,就需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直接导致中印军事冲突。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美军航母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越南战争规模扩大,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面对战争威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决定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区,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离东南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面对战争威胁,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暂时不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内地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面对再次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一场恶仗”的号召,于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响彻天南海北,每一位中国人都同仇敌忾,全民备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大三线建设历时1964---1978计14年,若包括1958---1964的前期6年共20年整,核心时间段为1964---1972计8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四川大三线建设头三年的最重要项目是“两基一线”。“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作为战时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解决西南地区交通问题,满足工业的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产成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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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大渡河大峡谷,成昆铁路关村坝隧道车站。1965年8月12日由铁二局以装药388吨,一次爆破395000立方米,完成了炸山填壑的壮举。夷平了山头,填平两个深谷,造就了这个隧道内的车站,关村坝车站也被称为“一炮炸出来的火车站”。当年打通关村坝隧道时,进出口创出了一个月双口过百米成洞的纪录,中央专门发来了贺电。中央为一条隧道的进度发贺电,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关村坝隧道长达6187米,最大埋深为1650米,是成昆铁路全线仅次于沙木拉打隧道(6379米,当时的全国第一)的第二长隧道,1966年5月竣工。1973年又在昆明端洞口外建明洞80米。在关村坝车站10公里外,建有中国第三个铀浓缩生产基地(兰州504厂迁建)。

  工程奇迹——成昆铁路

  1958年7月,成昆铁路成都至峨嵋段开工,钢铁基地上马。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第二设计院)及地质部先后调集了5000多名工程地质勘测人员,完成了1.48万平方千米的地质测绘,钻探量达21.27万米。经过数年努力,勘测比较线路1.1万千米,制定大小比选方案300多个,基本绘制出线路蓝图。

  成昆铁路营业里程全长1090.9千米,北起四川成都,从海拔300米左右的川西平原,傍峨眉山麓南下,逆汹涌的大渡河转牛日河而上,攀越崎岖连绵的大小凉山,通过海拔2300米左右的岷江与雅砻江的分水岭,经过西昌,沿奔流湍急的孙水河、安宁河、雅砻江,下至海拔1000米左右的金沙江河谷,连接攀枝花矿区,再溯龙川江上至到海拔1900米左右的滇中高原,南止于云南昆明,纵向贯穿了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闭着的四川西南部和滇北地区。

  成昆铁路沿线不仅地形复杂,地势险峻,由于历次构造运动的影响,地质情况极其复杂,存在着山坡崩坍、落石、滑坡、泥石流等各种不良物理地质现象,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铁路的人们心惊胆战。新的地质运动也较活跃,全线有500多千米位于烈度7~9度地震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修建现代化铁路,必然桥隧密集,工程艰巨。

  为了跨越地形障碍,全线建有桥梁991座,总延长106.1千米,其中200米以上的大桥113座;开凿隧道427座,总延长344.7千米,其中3千米以上的长隧9座,桥隧总长度占到整条线路长度的41.6%。由于地形限制,沿线122个车站有42个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建造在桥梁上和隧道里。从金口河到埃岱段58千米的线路就有隧道44千米,几乎成了地下铁道。穿越全线最高点小相岭(海拔2244米)的沙马拉达隧道全长6379米,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

  为了克服地势高差,全线设计了7处螺旋形、圆形、灯泡形盘山展线,13次跨越牛日河,8次跨安宁河,47次跨越龙川江。牛日河上的尼波和洪峰两站之间直线距离只有7千米,但高差达142米,自然坡度20‰以上,不得不将线路以16‰的最大限制坡度在山间三叠交叉,跨大中桥6座,隧道11座,线路延长了一倍。在地势险峻的龙川江峡谷,由于隧道在大山里迂回重叠,进口和出口竟出现在同一个方向,不过高度已差了几十米。

  1964年8月,成昆线大会战拉开了序幕。一时间,原先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帐篷点点,红旗招展,在“气死猴子吓死鹰”的悬岩峭壁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工程在各方面支援配合下,进展顺利。1965年末,川黔、贵昆两线接近完成,铁道兵两个师转战成昆线,建设者增加到40万,施工很快达到高潮,按当时的进度原定1968年“七一”建成通车的计划完全可以实现。

  1969年8月,在珍宝岛之战后紧迫的国际形势下,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成昆铁路务必于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的命令,并指令新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统一领导施工。筑路大军奋起响应,短短数十天内,数万铁路员工兼程返回工地。

  9月1日,沉寂两年的成昆铁路北段全面恢复施工,建设者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工程一路突进。经过10个月的突击抢建,成昆线南北段终于按期在四川省西昌礼州实现了铺轨对接。7月22日全线试通车,1971年1月1日即正式交付运营。

  按当时物价计算,成昆铁路总投资30.75亿元,平均每千米造价282万元,是当时普通平原铁路平均每千米造价的4倍以上,简单的量化折算,成昆铁路的建造难度是普通铁路的4倍以上,修筑一千千米的成昆铁路相当于修筑四千千米的普通铁路。

  成昆铁路建设使我国的铁路修建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山区建设高标准的铁路创造了成功的范例。1985年成昆铁路设计及建设和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一起,首批荣获国家颁发的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成昆铁路建设者们创造出功垂千秋万代的业绩,谱写出新中国筑路史上的壮烈诗篇。成昆铁路建设工程转战在高山深谷之间,沿线环境艰苦、后勤保障物资供应不足,但建设者们士气高昂。在同隧道塌方等险情斗争上,许多铁道兵指战员、铁路员工冒着危险,排除险情,不少人光荣负伤,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路上几乎每个新建火车站都有一个烈士陵园或墓地,默默注视着来往的列车。修建成昆线时所牺牲的铁道兵指战员、铁路工人和民兵的总人数,迄今未见权威详尽的统计数字,各种资料说法不一,从1000多人到3000多人不等。一般的说法,铁道兵牺牲达1000多人,根据《当代四川铁路》的介绍,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的一个单位因工牺牲的即达600多人,另一个单位在两次洪水、泥石流中就有130人殉职。成昆铁路建设是一场战争,牺牲的烈士们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虽然成昆铁路是作为国防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而诞生的,但实际上,它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是备战,一位社会学家评称:成昆铁路和攀钢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成昆铁路与贵昆、川黔、成渝铁路相连,构成了西南环状路网,并有宝成、湘黔、黔桂三条通往西北、中南、华南的通道,彻底改变了建国前西南几乎没有像样铁路的历史。在成昆铁路铺通的同时,1970年7月10日,攀枝花钢铁厂一号高炉正式投产。此后历经二十余年,攀枝花两期工程全部建成。最终在一片荒凉干热的河谷间,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铁路用钢、钒制品、钛原料和钛白粉生产基地和西部重要的重工业城市。依托成昆铁路,重要的航天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在70年代末被建立起来。

  随着三线建设进一步发展,襄渝铁路也于60年代末上马,吸取了成昆铁路建设的经验教训,以铁道兵为主进行修筑,1973年便建成通车,沟通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与华中地区的联系,并依托襄渝铁路,在湖北十堰建成第二汽车制造厂。同期,贯穿鄂西、湘西和桂北,作为京广铁路南段“备份线”的枝柳铁路(枝城长江大桥建成后扩展为从太原南下纵贯到湛江的通道)也开工建设。这两条西南三线铁路干线,也都是在地质地理状况十分恶劣的地区修建的。

  在铁路交通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进行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现在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以及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形成了坚固的战略大后方,“中国的避难所”。

  大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工作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

  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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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7日,拍摄的贵州安顺云马飞机制造厂住宅区旧址。云马飞机制造厂(130厂)成立于1965年,是011航空基地的主力工厂之一。近年来逐渐搬迁至贵阳、安顺等地。与其说云马厂是一个厂,还不如说它是一座小镇,有厂房,有住宅区,有菜场,有学校,有文化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山沟因工业化而兴,因市场化而废。随着工厂搬迁,山沟最终变为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

  三线工程“凤凰涅槃”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83年12月成立,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初至今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设在成都)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到2005年,国家共规划安排调整项目201项,三线建设调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一些对原料依赖性强的加工企业搬到产粮、产棉区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中小城市如孝感、咸阳、宝鸡、沙市附近;一些生产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拖拉机等机械、电子产品的企业,搬到人口较为稠密、有广阔消费市场、也有加工协作工业的中等城市,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还有一部分技术密集的现代化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搬到武汉、郑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长沙等科研教育集中、信息交流频繁的省会大城市附近。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

  经过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凤凰涅槃。它们许多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用企业,如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变为生产“神龙”轿车系列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有些已经面向国际市场,如西昌导弹基地变为卫星城,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如今,酒泉航天基地又实现了中国人邀游太空的梦想。

  2000年,成昆铁路全线电气化完工,运能大为提高;今天,将成昆铁路扩建为复线的设想也已被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国家经济实力和铁路建设水平大为提高的今天,这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某种意义上接替了三线建设,成为中央政府新的对三线地区的经济政策。而目前中国年轻人对三线和三线建设大多已不甚熟悉了解。三线建设与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已经逐渐走入历史。但是其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

  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

  三线企业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工业标本,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蕴含精神摇篮的产业,正期待着新生。

  三线建设“基地”分布

  011基地:贵州安顺。歼击机和教练机生产基地。

  012基地:陕西汉中。预计建设成歼击机生产基地,1975年,中央决定西安飞机设计所研制的运八飞机由012基地继续研制,基地变为运输机制造基地。1979年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陕西飞机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产基地。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013基地(湖南航空):张家界—长沙。管辖几个航空配件厂(主要是3028厂湘陵机械厂)和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第三设计院。

  014基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河南洛阳。158厂南峰公司从汉中迁来,专门制造空空导弹。

  061基地(江南航天)贵州遵义。防空导弹生产基地,航二院分建。

  062基地(航天七院)四川万源—成都。火箭/弹道导弹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3基地(航天四院):陕西西安。

  064基地(并入062基地):四川达州。

  066基地(三江航天):湖北远安—孝感。飞航导弹生产基地(红鸟)。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航天六院):陕西凤县—西安。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湖南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四川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四川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贵州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闻喜东镇,厂区分布在山西绛县、翼城和垣曲。

  大三线建设主要成就

  中国二汽 (湖北省十堰市) 中国第二大汽车集团

  江汉油田 (湖北省潜江市)

  长庆油田 (陕西省) 中国第三大油田

  酒泉钢铁集团 (甘肃酒泉)

  西北铝加工厂 (甘肃兰州)

  攀枝花钢铁集团 (四川攀枝花) 中国第五大钢铁集团

  贺兰山煤炭基地 (宁夏石嘴山市)

  酒泉航天发射中心 (甘肃酒泉) 中国最大航天发射场

  西昌航天发射中心 (四川西昌)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甘肃金昌)

  嘉陵摩托车集团 (重庆市) 世界最大摩托车生产商

  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

  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四川德阳) 超大型机械生产商

  洛阳玻璃厂 (河南省洛阳市)

  成都飞机制造厂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东方电机厂

  东方汽轮机厂

  东方锅炉厂

  成昆铁路 (成都——昆明) 全长1091公里

  焦枝铁路 (焦作——枝城) 全长 772公里

  湘黔铁路 (株洲——贵定) 全长 905公里

  襄渝铁路 (襄樊——重庆) 全长 895公里

  青藏铁路一期 (西宁——南山口) 全长 814公里

  刘家峡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122.5万千瓦,年发电量57亿度

  丹江口水电站 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葛洲坝水电站 (湖北省宜昌市) 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61亿度

  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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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012基地)。1964年10月28日经国防工业办公室批准,在汉中县成立“三机部陕南地区新厂筹建处”,拉开了汉中三线建设的序幕。1966年11月4日三机部向成都420厂(今天的成都发动机集团公司)下达包建任务,要求其在陕西汉中迅速建设一套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要求在两年内建成年产歼击机用涡轮喷气发动机整机1000台,以及相应的零备件。包建的发动机厂共六个:470总装厂(东风劲机械厂)、480大件加工厂(奔腾急机械厂)、490冲压焊接厂(震五洲机械厂)、370叶片毛胚厂(奋千均机械厂)、380叶片加工厂(清玉宁机械厂)、390中小零件厂(江山娇机械厂)。同时加上配套的精密工具厂、通用工具厂、铸造厂、机修备件厂、分仓库、油库等,一共是十厂二库。1973年2月21日三机部通知,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突出重点,加速汉中基地飞机工厂的建设,决定汉中基地的三个发动机厂(470厂、490厂、380厂)在“四五”期间缓建(实际上停建了)。 现在,182厂的运八飞机发动机由株州331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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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国营红林机械厂(143厂)始建于1966年10月,1970年建成投产,负责生产飞机液压部件和航空燃油控制系统。老厂区位于贵州省黔西县红林彝族苗族乡穿洞村穿洞组,建于一个大型天然溶洞中,洞长180米,高20米,宽30米,厂房为三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8670平方米,有215间房间,分为热处理车间、材料仓库、产品设计室、装配试验车间、机修、铸造、锻造、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等。1991年整体搬迁至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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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现在的东风汽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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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甘肃地质局在金昌市祁连山北麓,发现中国最大的镍矿——永昌镍矿。1959年地质部决定成立永昌镍矿,1961年更名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1964年金川公司生产出第一批电解镍,当年产量22.43吨。1966年建成年产万吨矿石规模的金川一期工程,形成我国第一条镍钴铂族金属生产线。照片为1960年代建厂初期的金川公司。2011年金川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106亿元,形成年产镍15万吨(世界第四)、铜60万吨(国内第三)、钴1万吨(世界第二)、化工产品280万吨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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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分别在西宁和老关角隧道开工。这条铁路长约846公里,是我国第一条高原铁路。沿线海拔大部分在3000米以上,其海拔之高峻、环境之艰苦(高寒缺氧,最低零下35摄氏度)、技术之复杂、施工难度之大,在世界铁路史也属罕见。西宁铁路局、铁道兵第十师、第七师等近十万建设者参与了工程。其中老关角隧道长4009米,海拔3680米,通过11个大断裂层,每昼夜最大涌水量1万余吨,历时20年才建成。泉吉峡隧道群桥隧相联,要建13座短隧道和6座桥梁。察尔汗盐湖段打进5.7万根挤密沙桩,灌黄沙5万立方,建成135公里的盐湖路基。风火山试验段海拔高达4750米。此外还建成4条支线,总长139公里。直至1984年5月,青藏铁路一期正式通车。铁道兵共有309位烈士牺牲,其中十师201人,七师108人。一期工程积累的施工经验和实验数据,为二期工程打下了基础。2006年7月1日,总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中国人用48年时间,终于建成了这条世界屋脊上的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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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0月成立的国营长虹机器厂(305厂,德阳迁至绵阳城郊),是我国航空机载火控雷达专业制造厂之一,也是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73年,长虹试制成功第一台301型16英寸黑白电视机,和401型18英寸彩色电视机。影像里这些阀木建厂的年轻人,便是中国第一代电子工业创业者。2011年,四川长虹集团实现销售收入723亿元,在职员工5.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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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9月,上海华东钢铁建筑厂部分搬迁至广西柳州,创建了柳州工程机械厂。1960年7月1日,柳工试制成功80马力履带式推土机,开启了生产工程机械的历史。1966年10月1日,我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Z435型装载机,在广西柳州工程机械厂下线。该机装载量为3.5吨,斗容1.7立方米,装配165马力柴油机,共生产了3000多台,直至1982年停产。该机是中国装载机的鼻祖。2011年柳工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20亿元,在职员工1.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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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初的贵州都匀火车站老照片,当时站房还是平房。都匀于1958年建市,是贵州继贵阳、安顺后成立的第三个地级市。三线建设时,贵州有011基地(贵航)、061基地(遵义)、083基地(都匀)三个基地。1965年,四机部在都匀设立083基地三线建设指挥部,后来演变为电子部贵州管理局,下辖22个企业、4个事业单位,职工约3万人,分属雷达局、机械局、仪器仪表局等部门,分布在都匀、凯里、遵义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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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上海柴油机厂抽调1473名职工,对口援建贵州柴油机厂,并供应全部135柴油机图纸、工艺文件和生产设备,1966年建成投产。该厂是西南地区第一座生产高速柴油机及其配套产品的专业化工厂。1960年代起,到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2005年,贵州柴油机厂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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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2月25日,二机部(核工业部前身)决定在核武器局(北京九局)和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对外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青海海晏县金银滩221基地称为“221研究设计分院”。1965年5月,根据三线建设要求,中央专委批准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九〇二工程”,选址在四川绵阳和广元山区。主要基地在绵阳梓潼县长卿镇长卿村八社,长卿山西坡山脚“白家湾”内,1965年开始建设,占地面积581418平方米,建筑167栋,1969年初步建成。1969年10月,九院开始从青海金银滩搬迁至绵阳梓潼基地。这是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王淦昌、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等两弹元勋(16位院士),在此工作十余年之久。在1969年至1993年的24年间,这片不起眼的穷山沟,是中国最尖端的核武器研制机构。1993年九院整体搬迁至绵阳科学城,此地荒废10年无人管理。直至2002年8月,四川铁骑力士集团整体收购了旧址,整修为红色旅游风景区。照片中的小屋,是当年邓稼先居住的宿舍,如今变成了“邓稼先故居”。如果邓稼先知道自己奋斗了一生的核武器研究院旧址,变成了收钱卖票的旅游区,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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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成都飞机制造厂在歼-5甲的基础上,研制歼教-5(歼击教练机),1966年5月8日程荣生首飞,1967年11月30日交付首架。到1983年底共生产974架,到1986年生产1061架。1989年停产,总产量1091架,装备987架。曾经是八一飞行表演队用机,2009年全部退役,装备涡喷-5丁发动机。照片摄于2010年珠海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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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四川绵阳风洞基地建设老照片。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科研人员在这里创业。经过五十多年不懈努力,这里建成了亚洲最大的航空风洞试验基地,拥有各型风洞五十余座,可与美国、俄罗斯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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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前后,贵州都匀,铁道部都匀桥梁厂(现中铁15局贵州路桥工程公司),该厂建于1958年5月,是国内最早的铁路混凝土预制品专业生产厂之一。都匀分局以前归柳州铁路局管辖,1975年湘黔铁路通车前,云南昆明、贵州贵阳到北京的火车,都要经黔桂、湘桂铁路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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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月,根据三线建设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沿海省份部分重点大学科系,搬迁至中西部地区建设分校,首批院校有七所,分别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内迁至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前身);北京大学数学力学专业与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内迁至陕西汉中(陕西理工学院前身);南京大学五个系内迁湖南常德桃源县开办分校(华南光电集团);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在四川自贡建设分校(四川理工学院前身);唐山铁道学院内迁至四川峨嵋县(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大连医学院南迁至贵州遵义(遵义医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内迁至四川合川(中国矿业大学前身);照片为1972年,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四川自贡分院校门。三线建设对于平衡中国东西部教育资源分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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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4月25日,一群重庆的建设者按照中央三线建设要求,奔赴四川省宜宾南溪县新添乡的山沟里,筹建国营第216厂(国营长庆机器厂)。该厂由重庆长安机器厂(重庆国营第456厂)的一条54式12.7mm高射机枪生产线迁建而来,原址为四川省通用机器厂,1966年9月投产,1970年扩建,1978年军转民,生产外贸枪械。2006年12月全厂搬迁至成都。该厂在我国轻武器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照片为216厂原址生活区。谁会想到在这个荒僻的穷山沟里,竟然有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枪械企业。大批建设者们为了祖国的需要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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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江油市松花岭,中航工业燃气涡轮研究院(代号624所),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基地,创建于1965年4月。这里建有亚洲唯一一座连续气源高空模拟试验台,历时三十年才建成。世界上拥有此类尖端设施的国家屈指可数。该设施主要用于在地面模拟发动机运行时出现的低温、高温极限气流环境。其中加温器能够把流量近70千克/秒的空气从常温加温到500°C,加温器运行一天所消耗的天然气,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44万户家庭)一天的消耗量。降温装置能够把近50千克/秒的空气从常温降至-70°C,其制冷量足够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在夏天人人享受空调。抽气机最大抽气容积流量达到27000立方米/分,如此强大的抽气能力能够在3分钟内将首都体育馆内的空气全部抽空,使其内部形成真空而被外界大气压力压垮。其总装机容量为17万千瓦,高空台试验一天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25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日生活用量。日耗水量相当于一个45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日生活用水量!该基地至今己完成WP-7、WP-13AII、WP-13B, AL-25, RD-33、FWP-14, WS-10,推比10核心机等10多个机种的研究试验、排故试验和定型试验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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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要求,辽宁沈阳中捷友谊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立钻车间,整体搬迁至宁夏中卫县,建设宁夏大河机床厂。1991年宁夏大河机床厂搬迁至银川,2003年进行国企改制,拆分为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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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7月16日,甘肃省陇西县三品石,西北铝加工厂(国营113厂)建厂誓师大会。该厂是中国西北最大的铝加工基地,大部分人员设备由哈尔滨101厂(东北轻合金厂)迁入。现为中铝集团西北铝加工厂分公司。中铝集团旗下五大铝加工基地(西南铝、西北铝、东北轻合金、兰州铝业、山东铝业),全部是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冶金企业。2011年中铝集团销售收入2300多亿元,员工近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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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9月20日上午10时47分,美国空军479联队一架F-104C型(56-883号)战斗机入侵中国海南岛西岸,并继续向广东徐闻方向深入飞行,企图横穿琼州海峡。10时58分,海军航空兵4师10团高翔、黄凤生奉命驾驶两架歼-6,打开加力进行高速拦截。11时33分,高翔率先从距离敌机291米处开炮,一直打到29米!三门航炮的炮火将F-104C打得凌空爆炸。高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打掉F-104C的人。美军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在海南岛文昌县翁田镇抱虎港海面跳伞降落,上岸时被民兵符气合活捉。直至1973年3月,美国从越南撤军后,我国政府释放了美军战俘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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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0月1日,我国第一座重型汽车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在四川省大足县建成,引进法国贝利埃公司的GCH重型军用越野车技术。1966年6月15日,试制成两辆红岩CQ260重型越野汽车。装备重庆汽车发动机厂根据法国贝利埃仿制的6140型水冷柴油发动机,最大排量14升,最大功率290马力。在1965年至1976年期间,工厂先后试制出六种车型,其中红岩CQ260、红岩CQ261汽车量产成为军用装备。2000年改组为重庆重型汽车集团,2003年成立重庆红岩汽车有限公司,拥有红岩、斯太尔两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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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陵川机械厂的女职工合影。国营陵川机械厂(167厂)是1965年三线建设工程之一,南京晨光机器厂(307厂)部分军品项目,内迁至四川省华蓥山脚下的合川县清平镇,正式定名为国营陵川机械厂。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搬迁、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建厂目标,受到了国务院的通报表彰,打响了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建设的第一炮。2000年陵川厂迁往成都,留下24万平方米的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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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綦江区丛林镇海孔洞,是一个高18-35米,宽18米,深210米的天然溶洞。1938年江西南昌飞机厂因抗战迁至此洞,更名为第二飞机制造厂(海孔厂),员工1200余人,1947年迁回南昌,1948年被国民党强令迁往台湾。1965年,山西晋林机械厂因三线建设迁入此洞,主要生产大炮。2003年晋林厂搬迁至四川彭州。此洞成为村民养磨菇、娃娃鱼的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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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筹建的国营庆岩机械厂(5027厂),位于重庆南川县文凤乡石峨大队,到1970年7月正式投入生产。建成总投资4153.75万元,总建筑面积9.81万平方米,占地24万平方米。在三线建设中,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新建14个兵工厂,南川县就有5个(国营天兴仪表厂、宁江机械厂、庆岩机械厂、红泉仪表厂、红山铸造厂)。1997年,红泉、红山、庆岩三厂搬迁至重庆巴南区渔洞镇(川南布点的10个兵工厂均迁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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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陕西汉中南峰机械厂(202厂),从湖南省株洲市搬到陕西汉中市南郑县小南海镇,属于012基地,空空导弹总装厂,九十年代初搬迁到河南洛阳。1995年前这里曾是一个上万人的大厂。如今工厂迁走,人去楼空,占地1299亩的厂区一片萧条,山上主厂区90多幢建筑至今空闲有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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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四川德阳,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从捷克进口的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进入调试阶段。这是当时中国建设的第三台万吨水压机。该厂始建于1958年10月13日,原名西南重型机器厂,数万人参加开工典礼,1959年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筹建水压机、电炉、钢清、减速器、一号、四号、五号、铸铁、锻压等九个车间,1971年建成投产,以大型轧钢、锻压设备、电站设备铸锻件和大型火炮、航空锻件为生产方向。1993年更名为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列为中央直属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企业目录。2011年二重集团实现营业收入72.2亿元,员工1.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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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16日,河南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以法国GBC越野卡车底盘为基础,试制成功“东方红LT665”型军民两用重型越野卡车。1967年月10月该车投入小批量生产,1970年正式投入批量生产,并实现了小批量出口。装备洛阳一拖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太脱拉发动机,仿制成功8120F型V8风冷柴油发动机,最大排量13升,最大功率210马力。该车装备部队后,主要用于牵引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毛泽东时期我国建立的大批重型汽车企业(济南黄河牌、重庆红岩牌、陕汽延安牌),在引进消化吸收技术的基础上,积累了自己的技术能量。为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与外国卡车巨头争夺中国市场份额,打下了雄厚基础。避免了轿车行业全军覆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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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8月20日,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将击落的台湾国民党流寇4架美制U-2高空侦察机残骸,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公开展出。1961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国民党流寇合作,在桃园基地成立“黑猫中队”,由美国提供U-2高空侦察机,台湾提供飞行员,深入中国大陆获取防空部署、核武导弹基地等航拍侦查照片,活动极其嚣张。1962年9月至1967年9月,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上饶、漳州、包头、嘉兴等地上空,采用红旗-2防空导弹,击落台湾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5架,俘虏叶常棣、张立义等飞行员,李南屏、黄荣北、陈怀生坠机毙命。迫使台湾当局自1968年3月起停止使用该型飞机侦察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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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3月,西北导弹试验场(酒泉20基地)抽调人员,赶赴山西省岢岚县芦芽山主峰荷叶坪(海拔2783米),建设华北导弹试验场(25基地),代号3201工程。1968年12月18日,太原基地成功发射首枚东风-3型遥测弹,射程2517.3千米。这是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试验场。1976年1月正式成立第25试验训练基地。后来成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照片为2011年2月22日,资源一号02C星发射,张晓祺摄。1967年4月1日,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现东风汽车集团)在湖北郧阳山区的十堰大炉子沟,举行开工典礼大会。该厂自1952年即提出建设计划,其后历经三次下马,出于军事战备考虑,1964年,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要在三线建设中考虑第二汽车厂。1965年12月21日,中央批准成立第二汽车厂筹备组,由饶斌(一机部副部长)、齐抗(原南京汽车厂厂长)、李子政、张庆梓等人筹建二汽,对外称“国营东风机械厂”。设计年产10万辆卡车(当时规模居世界第三位),其中2.5吨军用越野卡车2.5万辆,3.5吨军用越野卡车2万辆,5.5万辆5吨民用卡车。最终选址十堰山区,十堰东北80公里有90万千瓦的丹江口水电站,南有襄樊作为依托。1969年2月襄渝铁路(襄樊-重庆)全线开工,在十堰设站。1971年二汽进入土建高峰时期,全国派来的施工队伍多达6万人。在190平方公里范围的21条山沟里,共建了发动机、车架、车桥、传动轴、底盘、车厢、铸造、车轮、仪表等共27个专业厂。还有供十几万人生活的住房、学校、医院、商场、公园、马路、甚至火葬场。这个穷山沟就此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卡车城——十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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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月3日,湖北十堰二汽召开实现小批量生产能力祝捷大会,刚下线的55辆崭新的EQ240型2.5吨军用越野卡车,像一条长龙停在张湾到公园的老白公路上。一条五六米宽的水泥公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1978年首批民用5吨卡车投产。这些车辆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批工业项目下马,二汽被国家计委列入“停缓建”企业目录,国家停发一切基建资金。当时二汽已有3万多名职工,2万多台套设备,国家投入16.7亿元,收支平衡。在二汽厂长黄正夏多方求援下,提出“不要国家资金,只要国家政策”,自筹资金分期建厂的方案,终于挺过了生死关。1980年3月22日,国务院下发批准二汽续建的文件。依靠东风5吨民用汽车取得的成功,到1985年,二汽产销量,上缴国家利税,均占全国汽车行业的60%。但是到了90年代,二汽经营再次陷入困境,到1998年累计亏损5.4亿元。1999年6月17日,二汽正式改制成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2000年扭亏为盈,产销量突破22万辆,盈利高达13.8亿元。此后东风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合资专业户”。成立的合资企业有——东风雪铁龙(法国)、东风日产(日本)、东风本田(日本)、东风悦达起亚(韩国)、东风裕隆(台湾)。2011年,东风汽车集团实现销售收入4071亿元,产销290万辆,员工1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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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沈阳第一机床厂部分搬迁到甘肃省天水市,建设天水星火机床厂。照片为1970年代天水星火机床厂生产车间。2011年,星火机床实现销售收入17.8亿元。三线建设期间,当时中国机床行业十八家重点骨干企业(当时称18罗汉),向中西部地区对口援建了18家机床厂,后来成为“小18罗汉”。正是通过这种全国布局的工业体系建设,使得中国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得以迈入了工业化大门。而到了改革开放后,这种工业体系在市场化大潮中被严重摧毁。这种奇怪现象恰恰符合工业化悖论——单纯以赚钱盈利来发展工业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不惜代价的进行工业体系建设,才最终使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扛住了西方发达工业国带来的巨大压力,并赢得了与他们进行市场化竞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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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0月,贵州011基地筹建的贵航集团302医院临时医疗用房,位于贵州安顺虹山水库旁。1997年1月被评为贵州省首批二甲医院,2005年搬迁至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企业医院转变为社会医院。三线建设不单为西部贫困地区建设了2000多家现代化工矿企业,也为西部地区的医疗、教育、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力量,有效平衡了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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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奋战在成昆铁路建设工地的女民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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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建成亚洲最大的30000吨级模锻水压机,装备重庆西南铝加工厂(冶金部112厂)。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模锻设备,至今能研制此类巨型机器的国家屈指可数。被誉为我国工业“四大国宝”之一。2011年,西南铝业实现工业增加值1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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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北京开关厂部分内迁至甘肃省天水市,建设天水长城开关厂。填补中国中西部地区输变电中压开关设备生产空白。现为长城电工集团,年产中压开关柜、断路器一万台套。照片为1970年代中期的天水长城开关厂厂区大门。2011年,长城电工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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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第1期《人民画报》增刊,1968年12月27日,我国第二次氢弹试验,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成功进行,首次采用含钚弹芯,轰五甲94号机(李文辉机组)空投,爆炸当量3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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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5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抽调500多人和物资,抵达四川成都空军第十三航校,组建第二歼击机研究所(番号称解放军第611研究所),即现在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协助132厂(成都飞机制造厂),专门从事歼-9飞机的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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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为了满足歼-9飞机提出的“双二六”指标(极速2.6马赫,升限2.6万米),611所提出了采用鸭式布局的歼9“双二五”机腹进气方案和“双二六”两侧进气方案,分别在绵阳基地FL-21风洞中进行了气动试验。要知道当时世界上还没有采用鸭式布局的喷气式战斗机。直至1971年,瑞典Saab―37雷式战斗机(鸭式布局)才真正服役。由于歼-9计划中屡次修改战术指标,以及各种问题导致进展缓慢,最终在1980年终止研制计划。歼-9计划中采用的鸭式布局(歼9-VI“双二五”机腹进气方案),后来演变为歼-10。歼-9计划中采用的“双二六”双发双垂尾方案(歼9VI-II),可以看作是成飞研制歼-20第四代隐形战斗机的技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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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厂总装现场。1970年5月,贵州黎阳公司生产的首台涡喷发动机在安顺平坝的菜花洞总装试车成功。同年9月18日,贵州011基地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歼击机在安顺双阳机场飞向蓝天。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建于1965年,由黎阳机械厂、新艺机械厂、红湖机械厂、贵州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和黎阳航空物资公司组成。“三厂、一所、一库”均诞生于三线建设时期,现有职工1.3万人,各种设备6000余台套,形成WP7和WP13两大系列共16种型号的涡喷发动机的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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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6月29日4点42分,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一期工程1号高炉建成出铁。攀钢1号高炉炉容1000立方米,高炉系统四万多吨设备,由全国26个省市的234家工厂承制,炉壳采用鞍钢生产的32mm 16锰合金钢板,由冶金工业部第19冶金建设公司(十九冶)安装。2011年,攀钢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25亿元,粗钢产量746万吨,铁精矿115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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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全国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四川重庆通用机器厂组织工人进行群众性体育活动。该厂前身于1925年在上海创建,1937年因抗战内迁至重庆,1952年改为西南工业部207厂,1953年更名为重庆通用机器厂,1962年迁至现址,位于重庆江北区华新村西约4.8公里的玉带山,是全国鼓风机、制冷机重点骨干企业之一。厂区占地23.3万平方米,设有重型金工、鼓风机车间和设计、工艺等科室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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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兴建湖北宜昌长江葛洲坝工程(当时称三三零工程)。12月30日,工程在宜昌西陵峡口破土动工,上万名群众参加了开工典礼。湖北各县组织的施工民工达十万余人。1981年葛洲坝实现大江截流,1988年建成发电。该工程是我国在长江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277.7万千瓦,年均发电157亿千瓦时。坝长2595米,坝高70米,坝宽30米,设三座船闸。27孔泄水闸每秒最大泄洪量为83900立方米。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为沿江各省输送电力,极大改善了长江防洪和通航条件,为后期长江大型水电站建设,积累了宝贵的设计施工经验。1998年长江特大洪涝灾害时,葛洲坝参加了三次削峰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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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1月1日,在四川绵阳基地投入使用的1.4米×1.4米低速风洞,试验范围10~60米每秒。 余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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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5月21日10点59分,四川攀枝花狮子山朱家包包铁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万吨大爆破。由冶金工业部第19冶金建设公司(十九冶)组织实施,铁道兵、地方民兵等36个单位三万余人参与,采用分层延发爆破法,耗用9173吨胺油炸药和989吨硝胺炸药。朱家包包铁矿设计年产750万吨铁矿石,需要剥离70多米厚、1140万立方米的岩土覆盖层。爆破工程挖掘巷道24个,掘进14562米,设炸药室586个,挖掘土石方13379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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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进行三线建设时,采用木排轮渡解决工业大件运输问题。照片背景为乐山市金河口区已经废弃的大渡河吊桥。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那个交通还不完善的年代,进行大规模工业体系建设的难度,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新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发达工业化国家两百年的历史,那是几代中国人汗水摔八瓣才打拼出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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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10月1日,在四川绵阳基地投入使用的4米×3米单回流式低速风洞,照片为风洞导流片。试验范围10-100米每秒,电机功率2050千瓦。余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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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10月13日,湘黔铁路在贵州翁塘车站胜利接轨。该路从湖南株洲至贵州贵阳,全长905公里,设108个车站,是连接中国西南的重要通道,沿途地质复杂,工程艰巨。早在1936年从株洲田心站开工,因抗战停工,其后屡次重修,直至1970年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1975年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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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10月19日,襄渝铁路在陕西棕溪车站接轨。襄渝铁路(湖北襄樊-四川重庆),是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全长895.3公里,全线有桥梁716座,隧道405座,桥隧总长占线路总长的45%。自1968年4月开始修建,1970年8月铺通至达县(今达州),1975年11月临时运营,1978年6月,襄渝铁路正式全线开通,成为出川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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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中国在四川绵阳基地建成的0.6米跨超声速风洞(FL-23),试验段风速0.4-4.5马赫。是当时中国建成的第三座该类型风洞,沈阳飞机厂气动研究室,在1960年2月建成一座0.6米跨超声速风洞,试验风速0.3-4马赫。南京航空学院也建成一座类似风洞,70年代进行过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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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2月21日,贵州011基地(贵州飞机制造厂)生产的歼六甲全天候歼击机首飞。该机原为沈阳飞机厂和南昌飞机厂制造,后因质量问题,1974年空军指定贵州飞机厂重新研制,以便担负夜间作战任务。发动机采用2台涡喷-6发动机,单台推力25.497千牛,加力推力31.871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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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第6期《人民画报》,柳州汽车制造厂。该厂前身为1954年创建的柳州农业机械厂,生产农用水泵,1969年转产汽车,仿制南京跃进牌130汽车,命名为飞跃牌(后改为柳江牌)。1973年正式挂牌为柳州汽车制造厂,1975年借用二汽生产的东风140型5吨卡车底盘,装配上海工农动力机械厂6105Q型柴油机,试制成功柳江牌5吨卡车,1981年停产,1983年成为东风联营厂,现为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2010年销售收入突破1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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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第6期《人民画报》,柳州拖拉机厂丰收-37马力拖拉机。柳州拖拉机厂创建于1958年(原柳州动力机械厂),是当年全国8大拖拉机厂之一,年产7000辆。1982年,柳州拖拉机厂开始试制微型汽车,1985年正式更名为柳州微型汽车厂,创立了“五菱”品牌;到1998年产销已经达到10万辆,是国内最大的微型汽车企业,2002年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成立“通用五菱”。2011年上汽通用五菱销售收入460亿元,产销13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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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第7期人民画报,秦川精密机床厂,测量机床齿轮精度。1965年6月,按照三线建设要求,上海机床厂部分内迁至陕西宝鸡,计划投资2000万元,职工2000人,新建秦川机床厂。现有职工3472人,2009年,秦川机床集团销售收入47.58亿元(含宝鸡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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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mx6m低速风洞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风洞,位于四川绵阳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该风洞始建于1971年,1978年建成,1983年通过国家鉴定。该风洞为直流闭口串列式双试验段大型低速风洞,全长237米。动力系统是三台品字形排列的巨型风机,单个直径达7米,总功率高达7800千瓦。最大试验风速100米秒。由科研人员的身高,便可以看出这个风洞规模有多么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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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湖厂山洞厂房。贵州国营红湖机械厂,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夏云镇,始建于1965年,占地63万平方米,是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可调喷口、扩散器、后机匣、火焰筒、工作总管)的专业制造厂。1981年6月,黎阳公司成立,红湖机械厂隶属于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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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线贵航研制生产的涡喷-13系列发动机。1970年5月22日4时27分,三线建设的贵州生产出第一台涡喷-7发动机在安顺平坝县的460厂总装成功,23日5时15分,顺利地通过了工厂试车。压气机转子、静子、涡轮转子、导向器、燃烧室和后机匣、加力扩散器和带可调喷口的喷筒和各种叶片,以及主燃油喷嘴和大小加力总管等主要部件,都是011基地各发动机厂的试制品。涡喷-13从1978年开始研制,1985年开始在歼-8Ⅱ上装机试飞。1993年作为歼-7E飞机配套动力投入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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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9月,刘培仁从沈阳黎明飞机发动机厂携妻带子奔赴贵州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一名贵州航空工业的早期建设者。1971年5月18日,时任原贵州航空工业管理局安吉铸造厂基建木工排排长的他,在施工现场从6米高处摔落,导致外伤性截瘫。虽然卧床40多年,可他还是每天要用望远镜观看窗外工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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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歼教-7高级教练机总设计师于新民,退休后仍然关心新机研制工作。1981年起,贵州航空集团以歼-7II战斗机为原型开始研制工作,1985年首飞,1987年定型装备部队。1988年通过技术出口鉴定,曾出口至巴基斯坦和巴拿马等国。2004年,贵航在歼教-7基础上研制了山鹰教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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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巨大的空地,是曾经拥有万名职工的重庆第三棉纺厂。每过几天,都有一个叫王素芳的80多岁的老工人来这里,面对眼前的一切大哭一场。照片中几位年过古稀的老工人,都在50年前进厂,将一生交给了棉纺厂。重庆国棉三厂在2005年破产改制,与山东如意集团合资。秦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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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线建设用20年时间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建设了2000多家现代工矿业企业及科研院所。这张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工厂,仅仅是贵州三线建设的一部分。三线建设为中西部地区建设了45个工业产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仅军工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有20余万名。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德阳等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原山沟里拔地而起,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贵阳、安顺、遵义等一大批古老的城镇,在注入工业化能量后,拉近了与东部发达工业城市的差距。数百万建设者为此挥洒了青春和汗水,甚至是宝贵的生命。这种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建设,在今天这个铜臭味遍地,眼里只认得钱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行为。

  ——谁还会记得他们的努力和信仰?谁还会记得那个砥砺奋进的中国。

  是谁在嘲笑他们?是谁在极力妖魔化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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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1-19 02:01
魏巍:论毛泽东晚年
魏巍 · 2024-11-12 · 来源:人境网


此文是魏巍同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所写的
  【编者按】此文是魏巍同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当时以“戴愚公”的笔名发表。今年8月24日,是魏巍同志逝世16周年纪念日,特重发此文以兹纪念。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个年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和人世沧桑的惊人巨变,抚今追昔,人们不仅没有淡忘他反而越发怀念他了。今年又适逢他老人家110年的诞辰,我想人民是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的。我作为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他的一名老战士,也献上自己的一缕心音吧!

  一、历史是最好的教师

  不要说共产主义者,即使一个普通的有正义感和有良心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都是肯定和赞扬的。惟独谈到毛泽东的晚年,认识就不一致了。而其主要关节,就是对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问题,存在着分歧。彻底否定论者认为,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甚至说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这种说法十分可笑!);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从头到脚,从全局到局部,都是应予彻底否定的。而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宝库所作的新的伟大贡献,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座里程碑,正是因为他给马列主义增加了有深远意义的新东西。因此,毛泽东的晚年,不仅不是什么严重错误的晚年,而且是光辉的晚年!

  照我看,历史和时间是最好的教师。如果在二十年以前争论这个问题,即使争得头破血流,也不会有个好结果的。二十多年前,几千党内骨干汇聚北京的务虚会,就是如此。当时否定论者甚至居压倒优势。在那种气氛下,肯定论者几乎不好开口。因为当时参加会议的人,绝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都吃了大大小小的苦头;而且文革刚过,大家身受切肤之痛,心中都憋着很大怨气。这就难以从个人的情感中跳出来,更理性地、更客观地从革命的全局和历史的发展来认识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历史的局限,即毛泽东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尽管在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是并没有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所以争来争去,还是不能说服人。再加上会议真正的领导人,其本人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本人就是两个彻底否定论的代表。自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决议”,就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和特有的烙印。

  但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历史教师,却站出来给我们上课了。仅仅经过二十年,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巨变,一个接一个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先后出现;接着就是东方大国的中国。这个一向被视为世界共运支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二十年名副其实的“和平演变”,现在还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吗?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在哪里?工农大众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在哪里?党已经迅速地变质了,国家也成了腐败的国家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已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逐步化公为私了,中国人民已经被一步一步地引入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而且这种资本主义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新殖民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同拉丁美洲型的资本主义差不多。这一页一页历史,都是以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血写下来的呵!

  但是这一页一页惨痛的历史,也从另一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没有这二十年的惨变,就不能使我们充分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没有这二十年的惨变,也不足以使我们充分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没有这二十年的惨变,也不能使我们充分认识毛泽东光辉的晚年!

  从1962年起,毛泽东就经常提醒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3年又郑重指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请注意:毛主席的这些话,是1963年写的,也就是说是40年前写的。毛主席逝世后不过数年,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被彻底否定了。也就从那时起,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就开始了。其间也不过二十年时间,到今天不是一件一件都变成我们周围活生生的现实了吗?重温毛主席四十年前的话,我们怎能不为毛泽东深邃的洞察力和惊人的预见所折服呢!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上主要是苏联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提出的系统理论和政策。这一理论比较完整的概括就表现在他亲自领导撰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十五条中。其核心和主旨是如下一段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呢?

  1、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科学原理。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社会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这里马克思指出的,以消灭阶级差别为主的四个“消灭”,就是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内容及其伟大的历史任务。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具体化。

  2、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同列宁的思想相衔接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包括如下几个重要论点:

  A、列宁同马克思同样地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B、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包括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C、旧一代资产者被消灭了,新一代资产者还会产生,剥削者总是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资本主义的复活是随时可能的。

  D、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不仅是反抗外来的侵略、剥夺剥夺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也不仅是改造小生产者,也不仅是要战胜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更艰巨和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E、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新形式下的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以上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的几个重要观点。用这些观点来对照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哪一条是不相符合的呢?有人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又无事实根据,可见是荒谬之至大错特错了。

  3、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重点向党和人民十分鲜明地指出来了。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党内外新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高踞于人民头上的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异己势力,不打倒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质,党和国家就要变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垮台。经过近二十多年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实生活不是已经完全证明了吗?过去人们谈起党内有走资派,有人总是半信半疑,现在则普遍说,“不仅走资派确实有,而且是走资派到处走”了。从历史经验来看,过去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不曾被任何敌人打败过,但是现在却一个一个地被这些走资派——修正主义的叛徒搞垮了。那个当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以数百万大军没有打败的苏联,现在却被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轻而易举地从内部瓦解了。中国也是如此。可见党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向党和人民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点目标,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新的伟大贡献。

  4、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项有密切联系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党和无产阶级既要密切关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现实,将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等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又要善于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

  5、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重视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这是基于他的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牢固信念而来的。不仅战争时期是如此,建国以来,他也发动和领导了多次革命的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来推动我们的各项事业。如三反五反运动,多次反贪污浪费的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四清运动等等。公允地说,这些运动虽然都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程度不同的偏差和缺点,但就其整体及全局来看,都是根本正确的,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效地清除了社会上不断产生和袭来的污泥毒水,保持了党自身的纯洁与健康。如果不是这些革命的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也许我们的党早就腐化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则进一步地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更大规模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以揭发党的阴暗面,来解决党和人民同走资派之间的重大矛盾。这个运动虽然将群众彻底发动起来了,但却失控了,同样出现了不小的偏向和问题。尽管它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还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总结,但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探索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今后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的问题,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党内腐败现象的恶性发展,屡次从法律上加大反腐败力度,而总是软弱无力,越反越腐败,甚至政法环节也出现了大量的腐败。这都是离开依靠群众,片面否定群众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消极后果,不能不是一个严重教训。

  6、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在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中,曾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它对防止党内特权阶层的产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及其在此条件下的扩大和发展,就象原苏联那样,正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产生的土壤和根源,党内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逐步限制而不是扩大资产阶级的权利,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平等原则,这是防止党变质和国变色的根本性措施。

  7、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毛泽东一生长期坚持的思想。也就是说,在继续革命中要做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所谓改造客观世界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进行彻底的决裂;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就是同传统的观念进行彻底的决裂。二者互相紧密地联系着把社会推向前进。无论党内党外,他都十分重视对人的改造和人的自我改造。一直到晚年都是如此。在党内斗争中,他主张“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问题,又要团结同志”,“团结——批评——团结”,“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等等。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在肃反政策上,他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对俘虏,他主张“不虐不杀,不搜腰包”,甚至对俘获的高级军官,以至战犯、皇帝也实行改造,这些都已形成了政策,其成效可以说世界闻名。在这种改造人的教育下,有不少抗战期间俘虏的日本人和抗美援朝期间俘虏的美国人,不仅转变了思想观点,甚至有人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全世界莫不称赞党和毛主席这种改造人的政策的成功和胜利。毛泽东晚年也是如此。例如,1963年11月,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人的谈话中就说:“对待反革命分子,对待贪污分子单用行政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结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第一条,就是我们要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这些劳动力。第三条,对于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们相信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改造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所提出的以消灭阶级为主的“四个消灭”,归结到底就是要把旧社会改造成为新社会,毛泽东的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思想,也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综上所述,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是名副其实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是伟大而科学的。对于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极端重要的,但它却招致了党内另一条路线的代表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极大的不满,被他们彻底否定。在一个时期里,一些一时失察的好同志也跟上跑了,现在已纷纷觉悟,认识到“彻底否定”论是错误的。当时,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正确意见的,是青年理论家周秀宝同志,他写的长篇评论《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得到了党内外同志的广泛赞许。

  党内两条路线分歧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实质上依然是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所坚持的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否定论者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为了怕人扣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帽子,不得不特别加上一句:“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存在”。在什么范围存在,没有说。那么社会主义阶段究竟还有没有矛盾呢?有,据说只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没有了,社会主义阶段就只有一个生产任务了,只要搞好生产就行了。这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什么呢?近年来已有不少同志对这种淡薄的不合逻辑的谬论予以批判。所谓生产之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只不过是一个“供求矛盾”罢了,而供求矛盾是其它各个历史阶段也都存在的,怎么能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主要矛盾呢?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那还要无产阶级专政干什么?岂不是国家从此也应该消亡了吗?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必须完成以消灭阶级为主的“四个消灭”,又作何理解呢?又如何实现呢?可见此种虚假狂妄的谬说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原理的。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才是既符合实际也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

  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展开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实践。但是在两者之间还不能划等号。原因有二: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的内容和方面要宽得多,我认为,凡是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象“九评”中所概括的15条,以及其他重要思想,都应包括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内;第二,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次实验,一次演习,尽管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只要人民群众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现实必需的,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还可能创造出适合当时具体情况的其他样式,而且必然会愈臻完善。因此,绝不能因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就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

  由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第一次,是个首创,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这就注定它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也不可能不出。事后引起许多议论和争论也是很自然的,也许还会争上几十年。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有这些问题、混乱以至错误,就对它一概否定。那种所谓“彻底否定”的提法,未免轻率、浅浮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气味。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全局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给以正确的分析。

  我本人是一个有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干部,说是知识分子,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土八路中的小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竟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吃了不算小也不算大的苦头。事后看也煞是可笑。文革后,自然也不免有些牢骚。但是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惊人的变化,可怕呀!社会变了!几乎回到我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旧社会了。那些痛苦的回忆又聚集到心头,看看周围,人民确实又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这些在我的情感上引起的震动、痛苦和不安是难以形容的。经过这些思考,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为了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是完全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的。尽管运动中出现了许多缺点错误,但基本方向没有错,基本上是应予肯定的,从理论上和战略上讲,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从长远看,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有利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是由于运动发动得过分仓促,事先准备不足;展开以后,又受到个别野心家及少数几个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路线的干扰,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错误,主要是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太大,伤人过多,甚至“虐待俘虏”,严重违反了毛主席一贯教育人、改造人、改造世界观的教导。再加上挂牌子、“坐喷气式”等极端不文明的作法,也给文革留下了坏名声。这都是应该记取的惨痛教训,是决不应当再重复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充满浓厚封建气味的东西,彻底、干净地丢到太平洋中去了。俱往矣!如此等等都已成为过去,我想,那些仍然键在的老同志,是会充分理解和谅解的。

  同时,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功绩也必须给予充分的估计。至少有以下数端是应予肯定的:

  第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和识别路线斗争是非的能力。其中有相当大一批青年受到了锻炼和提高。

  第二,在各个文化领域,对封、资、修等旧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全面批判,大大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第三,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使广大干部和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他们之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及骄娇二气,受到了一次彻底的扫荡,使他们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参加劳动也更加自觉了。文革后建立的新班子普遍出现了艰苦朴素、清正廉洁、蓬勃向上的新风尚。

  第四,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人民民主的大发扬,是一次最彻底的群众大发动。它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生动形式,大大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增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这一点对我们这个受封建约束几千年的民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五,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活生生的实践告诉人们:命运不是掌握在他人手里,而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出现了走资派,群众是可以造反的,是可以组织力量,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的。也许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带给人们的最深刻的启迪。

  总之,从整体看,尤其从长远看,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可轻率地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应当肯定其积极方面,同时又吸取重要的教训,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更圆满更伟大的胜利。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

  当前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加深,正是世界革命人民应该大显身手的时候,不料却出现了世界共运的低潮。其显著标志是,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例外,均已遭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厄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除保留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怪名以外,基本上也被资本的黑手复辟了。由于复辟过程采取的是渐进迂缓的和平演变的形式,并且伴以大量的政治欺骗和软硬兼施,几乎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在善良的人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出卖了。比起苏联的巨变,不能不带有更浓重的悲剧色彩。

  面对这种极端恶劣的形势,怎么办?从社会主人变成跌入资本深渊的雇佣奴隶们不能不考虑;那些被赶出工厂,陷入生存绝境的工人们不能不考虑;那些众多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更不能不考虑。事实上除了再度奋起革命,清除复辟势力,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没有第二条出路。这就有一个重新教育群众,重新教育党员,重新组织革命阶级队伍,进行艰巨斗争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不能不是最锐利、最管用的威力无比的理论武器。这一武器不仅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需要,全世界所有遭到资本主义复辟厄运的国家的人民都迫切需要。这就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今天,当我们纪念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110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怀念他,并以实际行动更好地学习和实际运用他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200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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