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抓判杀绝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阶级报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红卫兵抓判杀绝,采取:
一是:批判、斗争、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开除公职。
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
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的阶级报复、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复仇的残酷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这是走资派邓小平亲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
例如某省,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来参加革委会‘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
而且对‘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
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是批判、斗争、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开除公职,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报复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是邓小平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马克思和毛主席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了邓小平、叶剑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杀头”,这个被地主、还乡团、资产阶级颠倒了的革命口号,一定要颠倒过来,重新恢复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奴隶们,起来!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邓小平等全国掌权的大小官员开始,掀起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高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鸥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20450亿元。”(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赵紫阳、江**、薄**、曾**、温**等为首的数十大家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建立起来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农民又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同样投靠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说“许多国家依靠美国都富强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和美国建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美帝国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和谐关系,要建立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根据有关记载:对如何策划‘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1976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机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论)(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邓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页)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首的翻案复辟派,“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没有党中央的合法批准,他们就会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因此,他们经多次串联密商议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泽东的旗号,争取华国锋支持,由叶剑英作工作;二是把华国锋捧上台;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下决心,先发制人’。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策略。”
于是就在华的“红”色外壳支持下,完成了邓的“黑”色政变,真可谓“老谋深算”,对全党全国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骗。
是争取华国锋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蒋抗日”(同上第36页)。“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是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同上第30页)“7月某日(另一说9月19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叶剑英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10月5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决定5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10月6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李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叶剑英下达指示: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起来了。
10月6日晚上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急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同上书38~52页)
走资派们篡权后,为了忽悠人民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用颠倒黑白的谎言来误导人民群众。打左灯往右转,实现走资派和右派们瓜分国有资产,各个大走资派和大右派们都成了如同《中华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陆的走资派和右派们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个富豪家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斗的走资派和右派们。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走资派和右派们簒权上台,走资派和右派们先富了,拿着铁饭碗的工人们下岗了,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盘散沙的四处流浪去找工作的农民工临时工。走资派和右派们和国民党的《还乡团》又回来了,反对《文革》,抹黑《文革》,颠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进行残酷无人道的阶级报复和复仇。这就是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