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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蒙古主权始末
《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蒙古主权始末》
作者：佚名
人尽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于昏庸无能的蒋介石政府默许下由苏联策动独立——但实际上，苏联之所以敢于在1945年煽动蒙古独立出中国版图，其蒙古境内的“民意基础”，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关东军的蒙独战略。
而不论是面对日本还是苏联，作为当时国际上名义认可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国民党无力捍卫民族大义、拱手放弃领土主权的懦弱卑微均一览无余，永远不可洗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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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和沙俄为了侵占中国，都想要占领作为战略要冲的蒙古地带。
身为“缓冲区狂魔”，俄国人想把今外蒙古一带当作缓冲地带，日本则想把今内蒙古一带纳入伪满洲国范围，两股势力在此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的“满蒙计划”本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关东军设计的伪满洲国版图一开始便把热河包括在内。
1932年3月，溥仪公开宣称热河是所谓“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日本也露骨地承认热河属于所谓“满洲国”。
黄炎培曾这样形容热河的战略地位：
热河是高地，东边高过辽吉黑三省，南边高过河北省，我国保住热河，不惟华北一带得了天然屏障，即由热河向东出兵，依高屋建瓴的形势，虽欲收复东三省，也是不难。如果被日本占据了，不但东三省无收复的可能，而且势必从此不得安枕。
1933年1月1日晚，日军谎称一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向中国军队提出抗议，但遭拒绝，随后日军又向日本宪兵和哨兵投掷炸弹，反污中国军队挑衅，制造了“山海关事件”。
2月21日凌晨，日军开始向热河东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第8、第6师团和混成第14、第33旅团分三路向热河进犯。
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整个热河省。
为以最小代价控制热河，日本关东军老调重弹，再启“代理人方案”，妄图在内蒙古培植代理人、建立亲日政权。
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提出：
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为了策动内蒙古独立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征服东北曾网罗了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后裔为主，而在伪满洲国日趋稳定后，关东军又把注意力转向内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层人物。
锡林郭勒随即走进了日本人的视线，此乃关东军西进的要冲，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结起来。
1930年冬，日本驻张家口特务盛岛角芳窜访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紧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补英达赖因事到北平，盛岛角芳尾随德王来到北平，还在扶桑馆宴请德王一行。
席间，盛岛称赞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希望德王应该像他的先辈那样“征服蒙古”，并暗示德王“关东军可以帮助他成就大业”。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正式提出：
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
日本特务松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国愿意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疆土，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自治政府，与满洲国携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节，盛岛角芳来到百灵庙窜晤德王：
关东军准备无偿，送给你2000支步枪，现已运到林西，请你派人运回来。
一个月后，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飞机，不断转动的螺旋桨，将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几级大风——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抵达苏尼特右旗，进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关东军的引诱下，冒着严寒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参观，面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进行了所谓“日蒙合作”的谈判。
关东军表示愿意帮助他首先在内蒙古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日本人还向德王许诺，将送钱、送枪给他，帮他扩编部队。
在日本人的怂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这一年是成吉思汗诞辰731年，典礼大会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确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被推为所谓“蒙古军总司令”。
在典礼上，德王发表就职誓言：
我誓愿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恢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造寿特地从长春赶来参加典礼，代表关东军致辞：
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随后德王开始扩充军队，成立了两个军，辖八个师，一万多人，他本人当了第1军军长，李守信任第二军军长。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吴鹤龄再次前往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满洲国”国务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同伪满洲国签订了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满蒙协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伪政权，实际上在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同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作为日后进攻苏联(即“北进战略”)的基地。
同时，内蒙古地带的所谓“独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带的蒙古族人，这为战后的所谓“公投”埋下了隐患。
为防止日本以内蒙古作为向北进犯的跳板，苏联亟需在内蒙古与苏联之间建立一条深层次的缓冲地带。
1936年3月12日，即“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一个月，苏联就同外蒙古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书》，规定：
一旦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受到第三国侵犯的威胁时，缔约国双方必须立即计议当前形势，采取一切足以保护安全的办法，并相互给予一切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毫无疑问，这个第三国就是指日本。
也因如此，外蒙古地区对苏联的依附进一步加深。
1937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的《蒙古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对其在蒙古的策反目的说得很清楚：
关东军进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西部内蒙古民族，依靠日满方面，并阻止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属于苏联势力圈的外蒙古联系起来，以确保满洲国的治安，同时羁縻外蒙，以有助于完成我方对苏作战的准备。
可以看到，至此时，日本人已然不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国府军队放在眼里，而是忌惮事实上早已身背民族大义、救亡图存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对收复蒙古等陷落领土的决心。
自九一八以来，面对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相继沦陷、被日本人建立起伪政权的现实，蒋介石政府根本无心对抗，而是一门心思进行“剿共”，完全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领土主权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