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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践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实践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不是依赖于主观的意愿，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证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就在《实践论》中谈到了判定理论是否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从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论或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样就不仅确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判断不仅与《实践论》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的表述上更为简洁、明确，确定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理论是不是真理，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断。这个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说真理正确与否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得以检验。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真理隐藏在现象背后，不是能够轻易发现的，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认识到。同样，认识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种检验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有时失败了，不是因为不是真理，而是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比如，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原则是长存的。在该文中毛泽东还写道：“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我们当然不能把由于实力对比差异所导致失败的真理当成谬误，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导致没有对事物本身的运动有一个正确的反映，致使失败的情况的存在。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坚定信念，提高认识，继续检验，做出判定，通过调查研究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来反映客观规律。
从客观规律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来划分，真理可以分为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客观规律被称为客观真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被称为主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以后，就会形成主观真理。从实践中来认识客观真理，通过实践来检验主观真理。主观真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其是否符合客观真理。
在客观真理、主观真理与实践的关系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由此我们看到，客观真理在实践的过程中变成了主观真理，主观真理究竟是不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理论是主观真理的表现形式。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还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证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观实际。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已经具有了真理性。这是因为理论的产生来自于实践，是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后，由感性认识发展到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反映。这是人类自觉的能动性的表现。尽管理论已经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只有回到客观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观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主观真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武断地否认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就直接视为客观真理。从中进一步认识到，主观真理具有能动性，能够作用于客观实践的发展，主观真理虽然包涵着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观真理，人的认识是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验证。这就要在历史的具体的实践中来认识它的真理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认识不断趋于完善。
在真理与实践的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以真理没有经得起一次或几次实践的检验为理由，否认真理存在的客观性。从历史的辩证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斗争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其发展的方向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的力量对比及认识的局限所致。这个时候如果草率地以斗争胜负作出判断，就会忽视客观事物与人的认识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走向唯心论的陷阱。
二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观性。毫无疑问，真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够得到检验。主观真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包涵着真理的因素。这个时候如果一味地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由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存在，就会导致不可知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意识的能动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对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所包涵着的真理的客观性一概否认，那么正确的认识又是来自于何方呢?这样势必会否定意识的能动性，滑到形而上学的泥潭。
这就要求我们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将反对唯心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不论是发现真理还是检验真理，都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真理检验的过程中，要从当时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出发，经过缜密的思考来做出决定，而不能简单地以胜负来判断。同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着正确的认识，不能以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
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又反作用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中逐渐得到丰富和发展，将继续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初萌芽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国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他进一步指出，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仅要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独立自主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附庸式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争论引发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也有党内浮夸风和瞎指挥这些错误所致，要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保留态度，要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解决这个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
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国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联部和统战部也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反修防修，开展继续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领导全党反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中苏大论战，而且还提出要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刘少奇的抵制和反对。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使这种分歧暂时予以解决，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党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提出要进行继续革命，而后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继续革命不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判断，而是他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深入思考后的结果。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创立的背景。
从中可以看到，进行继续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这种矛盾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不仅存在于党内，而且还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层，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就要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还开展了文化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得到验证、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