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咋样

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咋样

文革被走资派最大头子邓小平全盘否定后的中国社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是对工农兵有利呢？还是对走资派权贵有利？在走资派邓小平设计的特色中国体制，最令群众憎恨的就是贪腐横行、无官不贪。但岂不知，贪腐只是这个犯罪群体中最末端的分赃方式，是最不入流的一种分赃方式。而权力集力世袭，资源家族化，国有资产流转入权贵家族，福利等级特权制，贪腐。前面四种无论那一种方式都比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对社会危害也更为酷烈。

在走资派邓小平设计的特色中国体制中，目前，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权力集体世袭》

《权力集体世袭》：

权力场是封闭的，掌权者就是利益分配者。目前，有目共睹的一个现象就是，长老的儿婿是长老，将军的子女是将军，部长的子女是市长。从上到下，权力集体世袭无处不在，甚至于一位镇长，百分之九十，他的父母或岳父母，就是县级老领导。正如杨继绳先生在《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一文所说，“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于高位高薪。”

“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仅仅一个县就可以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权力集体世袭，如处级、科级干部中家族长辈，几乎都曾经做过同等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官职不说，就算是一些事业单位，只要掌握一点权力的，其子女亲属也都在同一系统，或被其他事业单位吸收。

2016年，中国工商银行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也提到这一近亲繁殖现象，“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权力集体世袭的后果是阶层固化，贫民子弟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输在血缘上，输在精子或卵巢上。

而权力阶层还公然以“红色基因”、“红色家风”试图将其合法化，迫使整个社会认同这种集体世袭，让人们崇拜权力与血缘传承，而漠视法律与秩序，因为现实无数次地告诉他们只有权力才是唯一规则。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绝不仅仅是妄语，也是他们几代人数十年精心布局的“蓝图”。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资派邓小平陈云就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不用担心将来会有人挖我们的祖坟。”他们的布局一直都是子女接班。习近平的发迹史，有那一步 不是靠的他老爹？其老爹死了，但“红色基因”在啊。

《 外参》月刊曾披露，文革后走资派八大老掌权，他们有一不成文的协定，对已去世的元老，隆重安葬；还健在的，官复原职，对其子女，也安排适当工作，其中有从政意愿者，至少安排一人为省部级职务。没有直系子女的或者直系子女实在不好安排的，就要用变通办法，安排其女婿、儿媳、侄子侄女，乃至孙辈。

如今看来，这种权力集体世袭，不仅是走资派特色中国封闭权力场的必然运行逻辑，也是他们有意如此安排。走资派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究竟设计了些什么？让少数人先富。再通过私有化，将全民资源家族化。同时，在官场和财富分配上采取各阶层世袭固化手段，实行新型“种姓”统治。在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欺骗性经济发展帷幕下，又通过高税收和金融手段（如通货膨胀、房地产等“刚需”）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抢掠，弱民、疲民、愚民，让大众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

在走资派邓小平设计的特色中国体制中，目前，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资源家族化》

《资源家族化》：

全民资源被家族化是分赃模式中的第二大恶。

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通过所谓开放和改革对国有资源全民资产进行了公开的掠夺，依据掌控权力和资本的大小对某一个领域实行业垄断。 按照正常逻辑，国有企业所得必然是全民所有，其收益要用于公共服务或者分配给全体国民。实际上，国民从来没有从中获得一分利益。

相反，这这些国有企业在他们的垄断经营之下长年“亏损”，还要通过中央补贴的方式再次从全民手里掠夺财富，而他们自己家族一个个却从中获取巨额财富。 有学者愤慨地发出疑问：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吗？中石化的利润，你我分享了吗？亏损的时候，没酒可喝需要补贴的时候，国企才是全民的；盈利的时候，有酒可喝的时候，就是控制人的工具了。

国有资产在经过托管之后，就从名义上的国家和全民所有，流失到管理者的小圈子的口袋里去了，成为国企高管和少数官员的私有利益。正如走资派邓小平的二代儿瘸子所说的，中国拥有万亿以上资产的至少又17家，上千万资产的至少50家。而他们还公然宣称自己的成功“除了能力之外资本为零”。

早在2007年，据《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研究报告披露：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 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可以想见，通过近10年的房地产、货币超发、金融及股票等方式的洗劫后，如今的财富分配又是一个怎样的局面。马云、王健林等超级富豪在这些家族面前都不过是小马仔。这样的资源家族化分赃又岂是贪腐所可以比拟的？

在走资派邓小平设计的特色中国体制中，目前，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国有资产流入权贵家族》

《国有资产流入权贵家族》：

中国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无处不在地充斥着将国有资产流入权贵家族。他们一手掌控公权力，一手掌控银行，利用国有资本（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将国有资产纳入囊中，自己一分钱都不用出，就获取了巨额财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私有化过程中，权贵家族通过直系亲属或亲近，又或者通过扶持具备经营能力的商人代持，轻易地从银行贷出数千万资金，便能将几十亿上百亿的国有资产收购，然后在重组上市，瞬间便成为市值数千亿的企业。

而这样的资本运作，对与没有权力背景的商人来说，即便有钱，也完全没有机会入局。“赵家人”与“门口野蛮人”之争就令无数人目瞪口呆，级别的鲸吞游戏。难怪作为马仔的徐明，平西王虽以重罪之身却还不屑地说：“他是什么身份？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比他牛、比他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轮不到他。”作为权贵家族，根本不用向人索贿，能收别人的孝敬，那是表明认可你是他圈子里的人，他们也确实可以自豪地宣称“两袖清风”、“干干净净”。

在走资派邓小平设计的特色中国体制中，目前，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福利等级特权制》

《福利等级特权制》：

这是以级别享受特殊待遇的等级制度。在此，以就医疗而论。据中科院几年前的研究数据显示，公共医疗费用中，有80%是用于850万厅局级以上党政干部（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仅有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向一般的党政干部公务员群体倾斜，看病拿药有“分级制度”，级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要越好，而普通老百姓缴纳了医疗保险，却连基本的医疗都难以保证。剖腹自疗、锯腿求生或自杀以免连累家人的例子不是个别！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省部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一旦进入生命维持系统，一天的费用是20万，一年就是7000多万。国家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顶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免费医疗遥遥无期。除了医疗之外，像教育、养老金等等方面的等级、特权，在此就不一一细说了。

在走资派邓小平设计的特色中国体制中，目前，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贪腐》

《贪腐》：

贪腐横行是走资派特色政府无法避免和消除，腐败和对社会的掠夺是与走资派的政治结构共生共存的。权力来源于谁就必然效忠与谁，反之，对于上位者来说，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就给谁权力。在这种利益链条下，下级必然要向上级输送利益，而下级只有向更下面的人要利益，最终所有后果由无权者承担。有官员说：“你们以为只有我是贪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人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还有官员说，“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他们正道出这个体制官员生态的本质。这种通过收受贿赂的贪腐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贪婪，而且也是表现效忠的必要手段。如官员说：“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

当然，贪腐与前四种分赃方式比起来，是最末端的方式，它不仅在官场争斗中有被政敌利用的风险，而且毕竟在明面上不能像前面那样披上合法的外衣，所获利益与之相比也是九牛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