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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大发明
走资派时代利用小说，电影，电视剧，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小视频来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反中国，反华等。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
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 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毛泽东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后来这段话写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个论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揭示了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想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破坏敌对一方的意识形态，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然后为下一步夺权创造条件。这就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问题对于政权巩固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条件。因而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就不仅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指明了方向，而且还对促进全党全国人民的觉醒，提高他们的警觉，培养他们的自觉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转载《甄岩：关于小说《刘志丹》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
甄岩 ：以下内容这便是在非毛泽东时代（即走资派时代同样）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全过程，谁是谁非，谁在胡说八道，谁在制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吗? “迫害”说和“冤假错案”论，可以休矣!
关于小说《刘志丹》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
甄岩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话中在讲到阶级斗争和工作的关系时，曾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当场即念了康生递上来的一个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所说的「写小说盛行」和康生递上来的纸条，扯出来党内围绕着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断断续续纠缠了半个多世纪的一段公案。笔者在阅读东方直心同志所著《毛泽东大传》中提供的历史资料，客观真实地记叙这段历史公案发展的来龙去脉，今整理于后，以供人们研究历史之用。
原来早在1956年，署名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映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
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五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广泛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闽红彦，对这本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
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并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
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
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翻岗，为高岗案美化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
但此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使刘景范产生了错觉。他感觉到毛泽东对高岗的老对头刘少奇产生了不满，便出面游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他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便点头答应了，批准小说《刘志丹》公开发表。随后，《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上连载。
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理小说《刘志丹》。
8月26日，毛泽东也为此召见了康生。
后来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毛泽东那次召见他的情形，他说：“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昆说这本书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昆说这本书说这本小说是用枪倾向说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清洗帐。
康生说的这些情况，阎红彦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还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李建彦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修改。这便是小说《刘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人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且说毛泽东念完康生递上来的纸条后，接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刘少奇点点头，宣布道：“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
毛泽东补充说：「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
前面简述了毛泽东时代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来龙去脉，读者已经有感知了。
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身后又出现了两次反覆。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秘书李原记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长胡耀邦在为所谓的「冤假错案」平反时，委托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小说《刘志丹》。后来审读者向中组部报告称，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1979年，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中组部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认定：《刘志丹》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并认定「冤案」的根源「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1979年8月，中央以(1979)，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为受牵连的习仲勋等和小说作者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反。
对此，了解情况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长宋任穷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注意到这篇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连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
此后，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后来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三卷《刘志丹》。
小说一面世，依然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
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篡改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原陕甘边的一班人也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中央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澄清西北革命史。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 4月，中央又指定中顾委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和中组部的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五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共8人，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交换意见，澄清历史，共同协商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澄清。
6月初，五人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
《报告》肯定：“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说“刘志丹是一位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26军和刘志丹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
《报告》再次肯定“郭洪涛确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3年7月，中央以中央(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五人小组的报告及原陕甘边和原陕北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
接下来，就是解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了。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刘志丹》这部小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
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就上述意见作出报告。
1月12日，胡耀邦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
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份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
文章中说：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1、2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3任总指挥。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与他进行了斗争。
阎红彦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三卷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起事件。主管机关依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这便是在非毛时代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全过程，谁是谁非，谁在胡说八道，谁在制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吗?“迫害”说和“冤假错案”论，可以休矣!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