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实践对土地的得与失

毛泽东如何实践对土地的得与失

以失去延安这块小土地，换来后得到了新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谁能算过这笔土地得与失的故事。

毛泽东对自家父母留下的土地和房产的处理，毛泽民都按毛泽东的意见全部处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编辑出版的《情系韶山》（实为局志），在“毛泽东与故居”节中写道：1921年春，毛泽东说：“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毛泽东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命令接管一支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算是占领后得了一块山地，慢慢将井岗山周围的土地也得到了。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打地主土豪恶霸，分土地给贪下中农们，扩大占领得到瑞金等好几个县的土地后，成立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但蒋介石国民党有百万国军连续五次围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红军坚持保卫了红色解放区，但第五次蒋介石国民党派更多国军来剿杀，加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等因素放弃了也就是失去了这块中国共产党根基地的土地。贪下中农分到的土地又被地主还乡团胡汉山夺回去了。老百姓十送红军离开了。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临走时告诉贪下中农们，红军会回来的，再把土地拿回来给穷人们的。请相信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到了延安这块土地上。而这块在中国西北部最穷的土地上靠自己开荒南泥湾养活。1942年的延安，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源断绝、供养人多、物资匮乏等方面。面临的第二重困难是战争威胁和军事封锁。1942年，日军对陕甘宁边区采取隔河炮击、飞机轰炸、经济封锁、特务渗透与破坏等手段，旨在摧毁边区的指挥中枢和民众的抵抗意志，破坏边区的建设与发展，扰乱边区的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亦禁止“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使得延安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粮食作物小米的价格一度攀升至原来的14倍之多。面临的第三重困难是延安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加之1942年延安地区遭遇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1942年8月3日，安塞县遭遇大雨，导致作物被冲毁，溺死74人，11400户人家受灾。此外，甘泉、延川、延长、子长、安塞、志丹、绥德等17市县还遭受了水灾、雹灾、风灾、虫灾和瘟疫。原本困难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毛泽东回顾那时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处层层困境中的延安，中国共产党艰难地探寻着前行的方向。毛泽东在1942年1月8日提出“巩固自己，沉机观变”。这是这一年的总方针，也是中共度过这一阶段危机的总方略。

巩固自己，意为增强自身的实力和能力，这里指中国共产党本身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自身，通过自我的塑造和提升，使自身更加坚韧、自信。沉机观变，意为深藏机智，观察变化，它着重强调面对变化时的冷静观察和灵活应对。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敏锐地观察和分析周围的变化，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这里的“沉机”可以理解为深藏不露的机智和谋略，而“观变”则是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和灵活应对。通过沉机观变，我们可以在变化中找到机遇，化挑战为动力，实现组织的目标和愿景。

这种方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时期，但首先提出并应用于这一阶段，它的核心在于：在困难面前不慌乱，通过巩固自身实力、观察形势变化，寻找转机，最终实现突破。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称《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着重阐述整顿共产党的作风的重要性，提出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月8日，毛泽东又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激起千重浪，全党整风就此正式拉开帷幕。

在常人眼中，面对危机，理应迅速着手应对，然而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称《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着重阐述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性，提出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月8日，毛泽东又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激起千重浪，全党整风就此正式拉开帷幕。

在常人眼中，面对危机，理应迅速着手应对，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抉择——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事实证明，整风将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战斗力，使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把握形势，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这时，思想的统一犹如定海神针，成为凝聚力量、制定正确策略的关键所在。延安整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困难时的冷静、沉着和战略定力。经过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统一，从而大大凝聚了党的战斗力，为应对危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2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除了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封锁之外，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也十分猖獗。而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各根据地党组织之间来往受到很大限制，各地常常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在行动上、政策上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联系很少，这不利于应对危机。

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对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作出了完整规划。

危机场景下，时间窗口有限，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关键方法。这一方法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卓越的效能。这一方法也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应对中学习得到的，而1942年是这一方法形成的关键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促进了组织的大发展，使得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上下，快速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保证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经验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越是面临严峻形势、复杂环境，越是处在困难阶段、艰难时期，越要强调党的团结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早在1938年，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2年，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阶段，中共号召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

任何时期的危机，本质上都是对社会系统的压力测试，其影响能够同时穿透治理结构、社会肌理与信任三个维度。通俗地说，它既是政府治理的危机，更是民众信任的危机。因此，在困难时期，维护人民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危机时刻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更重要的是使得延安在最困难的时候保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共产党愿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一同参加抗日战争。而这块在中国西北部最穷的土地上靠自己开荒南泥湾养活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正面参加了抗日战争，并领导和开辟了全中国农村城市的游击战争，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等全民抗日的先例。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队伍全国开花，队伍不断壮大。

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看到了发展苗头派大军要来延安消灭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了。毛泽东又决定放弃了居住了近十年的这块土地。离开延安时的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曾自信地说：“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仅仅两年后，毛泽东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毛泽东：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场规模不亚于美国二战时在欧洲战场的大规模军运，在中国迅速展开。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甚至炫耀这次行动“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这场军事调动究竟由谁部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谋？有张照片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合影。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43天艰苦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由于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在西南、西北，将其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时间。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8月下旬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但蒋介石却玩弄着“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伎俩。在《双十协定》公开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发布了一条“剿共”密令，要求对共产党“速予剿除”。

照片里的蒋介石满面春风。因为就在这一天，他接到报告，美国海军航空部队三个大队，已在当天同时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三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完成各方面准备与部署后，对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从一组1946年7月国共力量对比的数据不难看出，不论是在兵力、陆地面积、城市数还是人口数上，两党军力都相差甚远。再加上自恃有美国武力的支持，蒋介石公然扬言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面对国共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深感担忧。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一论断，在战争爆发的头四个月便得到验证，人民解放军共歼敌约30万人。在随后4个月里，又有41万国民党军队遭到歼灭。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在《蒋军必败》一文中提到：“我军的每一个胜利，将受到全国各界人民最高的赞扬，……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于我们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问题，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率25万兵力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从全局考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与敌人转战周旋中继续指挥着全国战场。

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先后住过37孔窑洞。正是在这些纵横沟壑之间的简陋农家窑洞里，毛泽东镇定自若，以“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势指挥战斗，与老对手蒋介石进行了一场民心、意志与战略的较量。胜利的捷报从各个解放区不断传来。

在山东，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消灭敌整编72师后，又在孟良崮，一举围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三万余人。

在陕北，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歼敌1.4万人，随后在沙家店战役又获大捷。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宣告破产。

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曾自信地说：“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

仅仅两年后，毛泽东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解放战争第一年，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12万人，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直到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