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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共产党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
早期中国共产党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作为总书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作为听命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指挥的“中国支部”负责人，也是一系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错误方针的执行者，做出过一些错误的决策和指示。虽然他曾有过抵制和不同程度的抗争，也曾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分一部分枪支武装农民，却未得到相应的支持，陈独秀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事实也说明他是重视工农运动的。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一直持谴责的态度，并非心甘情愿的“拱手”相让。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最大的错误是对军事领导权争夺不力，终致在实力的较量中败北。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事无巨细地遥控指挥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而陈独秀却以“中国支部书记”之低微，一次次地进行了顽强地抗争！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多次明确主张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但多次被否决：“（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以後，陈独秀再次坚决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在革命危急的关头，陈独秀也曾部署了反蒋计划，却一再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压服——“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告全党同志书》）。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同的看法。所以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这两顶帽子。
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苏联共产党高层争权斗法的结果，陈独秀便成了斯大林指挥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之羊，被栽赃陷害。在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在即，共产国际仍然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分歧的焦点主要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在当时一方面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实行真正的约束。由此不仅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还直接刺激了两湖地区的大部分军官（多为湖南籍），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倾向和不满。面对这种局面，陈独秀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的基本态度是暂时退却，采取让步政策。
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明确主张：在相当时期，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无产阶级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即使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进一步推进，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之後再进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开的程度来逐步加深革命。但实际上，正如鲍罗廷所说，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共中央已经发过不少文件，几个月毫无效果，“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
共产党既无军队、政权，又无经验、缺干部，既不能保护工农，也难以指导运动：北伐以来，新入党的大批党员鲜有训练，缺少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知识。中央与地方工作衔接不易，下级往往各行其是，一些工会、农会受地方帮会的把持。中共中央连武汉地区的罢工示威都无从约束，就更不用说去控制武汉以外的农民运动了。
但莫斯科却根本无视中共的种种困难，1927.5.30电令陈独秀、鲍罗廷把革命进一步向左推进，立即开展没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组建10个师（2万共产党员，5万工农）的革命军。这个纸上谈兵的 “五月指示”被陈独秀所婉拒。1927年7月5日，心力交瘁、无可奈何的陈独秀终于赌气辞职，被共产国际认定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并被共产国际戴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罪帽。
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独秀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如较早提出军事因素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力主引导工农运动，约束“过火”行为；以及最後坚持退却策略等等），则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後，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为共产国际瞎指挥而承担罪责：“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他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挥，斯大林为此十分恼火，约见张国涛咨询对策，甚至担心陈独秀会筹钱另办报纸另行组党（见张国涛《我的回忆》）。
围绕着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陈独秀对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重要地位缺乏认识，不赞成建立工农红军和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出于对大革命失败後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蒋介石政权性质的看法，宣扬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的“二次革命论”；同时又无法隐忍因大革命的失败而代人受过的悲愤心情，最终走上了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拥护托洛茨基的道路，于1929年11月被中共开除出党。
中国“托洛茨基派”元老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写到：“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1931年5月初，早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四个托派小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然而，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放过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逮捕後处以重刑。陈独秀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有力的辩护，指出国民党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不等于“叛国”。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争，国民党当局释放了一批政治犯，陈独秀才于8月23日走出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先後栖身于其学生傅斯年、陈钟凡的家中。陈独秀出狱後立即发表声明，赞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张国焘叛党後，要陈独秀出面另组一个伪共产党，陈未予理睬。
因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陈独秀被迫西逃，由南京而武汉，而长沙，在颠沛流离中于1938年7月抵达山城重庆。在流落武汉时，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面，让陈独秀写份书面检讨，可以安排重回中共中央工作。陈独秀表示：“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的呢？”
晚年的陈独秀大彻大悟：“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端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端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以及斯大林体制等一些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思考。
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中，陈独秀指出：民主主义是人类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
陈独秀蜗居于深山僻野的江津一隅，生活清苦，但仍然有不少人来看望他。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找陈独秀，要陈另外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可提供10万元经费，陈独秀坚决不干。蒋介石派其亲信胡宗南和戴笠携带礼物专程拜访，却吃了闭门羹。後经高语罕的斡旋勉强一见，因话不投机，胡、戴二人只得悻悻而归。蒋介石希望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动部（教育部？）次长，被陈斥之为“异想天开”：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其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都是中共优秀领导干部），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高语罕与蒋介石见了一面，陈独秀骂他是“无耻之徒”。陈独秀曾派罗汉与中共联系，表示他要去延安。
周恩来在朱蕴山的陪同下也从重庆到江津看望陈独秀。周恩来希望陈能向中共中央写出个人书面检讨，中央欢迎陈独秀去延安回党工作，结果被陈独秀婉言谢绝，拒绝承认错误。1937年底王明秉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肃托”旨意也反对陈独秀回党工作，中共中央对此亦未再进一步做工作。
1942年5月12日，为了治疗高血压病，陈独秀因泡服已发霉的蚕豆花，引起中毒而吐泻不止，引发了多种疾病，迨至27日，陈独秀终于在这个穷乡僻壤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享年64岁。抗战胜利後的1947年，由其第三子陈松年将其灵柩运回安徽安庆老家再葬。
陈独秀作为政治领袖，在中国不可能成功。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所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军队、干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近代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在实践上成功的中国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说、靠文章、靠选票，而是靠实力、权术、政治上“得人心”、组织上靠“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这位书生气颇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在政治纲领上，陈独秀也确有严重错误。
陈独秀是战士，是意志刚烈的革命家，勇敢、坚决、顽强，但比较肤浅。他当了一生的反对派：反满清、反袁世凯、反北洋军阀、反国民党蒋介石到反共产党。陈独秀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兴趣和概括能力，密切关怀着国事民情，积极行动，但他由思想领袖变为政治领袖，既是中国现代必然会有的历史误会，也是他个人的悲惨命运安排。陈独秀一生处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说到他。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蔡元培誉其：一位失败的书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独行的叛逆者，一位命运坎坷的孤独英雄，抑或是一个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社会活动家。一切的评价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为过。“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