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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履行劳动改造特赦不杀人
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叹息，82岁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情况。当得知仍有200多名国民党战犯在接受改造时，这位操劳半生的老人当即作出决定：全部释放，给予公民待遇。这个看似突然的决定，背后藏着二十多年的深思熟虑。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如何处理国民党战犯就成为重要议题，共产党内部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有人建议区别对待。
毛泽东力排众议定下基调：不杀一人，重在改造。这个决定既考虑到当时台湾尚未解放的现实，也顾及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政权的看法。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陆续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开始接受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并不顺利，许多战犯仍存有抵触情绪，有的表面顺从内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国民党徽章。管理人员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安排他们参与劳动生产，在工厂车间和田间地头重新认识社会。随着时间推移，不少战犯开始转变态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就是典型例子，这位昔日的“五虎将”在接触新思想后，不仅公开支持祖国统一，还主动帮助其他战犯理解共产党的政策。
1959年迎来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现突出的战犯重获自由，这标志着中央开始实施分批释放策略。此后每隔几年就有特赦名单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释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并且有过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6次都是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而1975年这一次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属于无条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内容是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并且是无条件的。
1975年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毛泽东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五千余里，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亦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 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 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 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文革中为什么不杀了邓小平。但又想杀了邓小平, 会不会还有刘小平、张小平、王小平.....当初就讲, 对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张国涛理解文革说是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中几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邓, 让邓自己证实"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实, 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人民群众是需要真反两方面的教育才能认识真理的。当然认识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要人民群众学一点哲学的道理。也说明了实践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众不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是不会造反的。剥削压迫越重政权就越不稳固, 剝削阶级执政者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也有许多社会主义的成分。人类社会应该说是在进步的。
每次特赦都严格把关，既要考察思想转变程度，也要评估社会承受能力。被释放者中有的选择留在内地安家，有的申请前往港澳，政府都给予路费和生活补助。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台湾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关注。
毛泽东意识到，剩余战犯的处置问题已到关键时刻，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经过20多年改造，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抗新社会。继续关押不仅耗费资源，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1975年3月，中央下达第七批特赦令，这次特赦打破常规，不再设置任何条件，将全部在押战犯293人尽数释放。
政府为每人发放新制服装，按级别发放100到200元安置费，还特意在伙食里增加鱼肉供应。
最让人意外的是，允许战犯自由选择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请，政府不仅批准还帮忙联系船只。可惜台湾当局拒不接收，导致其中一人绝望自杀，其余九人最终选择定居海外。
这次大规模特赦引发连锁反应，被释放的老兵们写信感谢政府，有人把积蓄捐给灾区，有人主动协助统战工作。
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特赦后潜心研究水利，他设计的黄河治理方案获得专家认可。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两岸关系上，不少获释人员与台湾亲友重建联系，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交流。
功德林最后的战犯离开时，管理人员特意准备送别会，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摸着崭新的中山装，很多当场老泪纵横。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抗战，有人参与过国共内战，半辈子恩怨随着特赦化作青烟。政府履行承诺给所有人办理户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让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归社会。
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叹息，82岁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情况。当得知仍有200多名国民党战犯在接受改造时，这位操劳半生的老人当即作出决定：全部释放，给予公民待遇。这个看似突然的决定，背后藏着二十多年的深思熟虑。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如何处理国民党战犯就成为重要议题，共产党内部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有人建议区别对待。
毛泽东力排众议定下基调：不杀一人，重在改造。这个决定既考虑到当时台湾尚未解放的现实，也顾及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政权的看法。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陆续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开始接受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并不顺利，许多战犯仍存有抵触情绪，有的表面顺从内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国民党徽章。管理人员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安排他们参与劳动生产，在工厂车间和田间地头重新认识社会。随着时间推移，不少战犯开始转变态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就是典型例子，这位昔日的“五虎将”在接触新思想后，不仅公开支持祖国统一，还主动帮助其他战犯理解共产党的政策。
1959年迎来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现突出的战犯重获自由，这标志着中央开始实施分批释放策略。此后每隔几年就有特赦名单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释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并且有过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6次都是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而1975年这一次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属于无条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内容是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并且是无条件的。
1975年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毛泽东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五千余里，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亦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 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 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 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文革中为什么不杀了邓小平。但又想杀了邓小平, 会不会还有刘小平、张小平、王小平.....当初就讲, 对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张国涛理解文革说是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中几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邓, 让邓自己证实"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实, 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人民群众是需要真反两方面的教育才能认识真理的。当然认识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要人民群众学一点哲学的道理。也说明了实践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众不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是不会造反的。剥削压迫越重政权就越不稳固, 剝削阶级执政者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也有许多社会主义的成分。人类社会应该说是在进步的。
每次特赦都严格把关，既要考察思想转变程度，也要评估社会承受能力。被释放者中有的选择留在内地安家，有的申请前往港澳，政府都给予路费和生活补助。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台湾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关注。
毛泽东意识到，剩余战犯的处置问题已到关键时刻，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经过20多年改造，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抗新社会。继续关押不仅耗费资源，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1975年3月，中央下达第七批特赦令，这次特赦打破常规，不再设置任何条件，将全部在押战犯293人尽数释放。
政府为每人发放新制服装，按级别发放100到200元安置费，还特意在伙食里增加鱼肉供应。
最让人意外的是，允许战犯自由选择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请，政府不仅批准还帮忙联系船只。可惜台湾当局拒不接收，导致其中一人绝望自杀，其余九人最终选择定居海外。
这次大规模特赦引发连锁反应，被释放的老兵们写信感谢政府，有人把积蓄捐给灾区，有人主动协助统战工作。
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特赦后潜心研究水利，他设计的黄河治理方案获得专家认可。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两岸关系上，不少获释人员与台湾亲友重建联系，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交流。
功德林最后的战犯离开时，管理人员特意准备送别会，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摸着崭新的中山装，很多当场老泪纵横。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抗战，有人参与过国共内战，半辈子恩怨随着特赦化作青烟。政府履行承诺给所有人办理户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让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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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回复 胡子太长了
- 维基百科：
5]。自北京“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56][57][58][59][60]。國際上，文革影響了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61][62]、法國五月革命等政治事件[63]。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行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64]、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註 6][65]、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51][66]，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壞[67][68][69]。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及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70][71][72]，鄧小平、陳雲等人被下放，習仲勳、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監禁，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则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73][74][75]。此外，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上山下乡运动[76][77]，中国的科研教育遭受重大冲击，知识分子被蔑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迫害[78][79][80][81]。“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82]、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83]，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周作人、梁思成、傅雷、田汉等也受迫害身亡[註 7]
这些人都不是他杀的，都是反动派，走资派，蒋介石匪帮、帝国主义杀的。
- 回复 yongbing1993
- 《反共华人》配合走资派们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造谣说谎来抹黑污蔑毛泽东，如今的互联网上就是以《反共华人》的谣言谎言几乎满网都是反共产党反毛泽东的内容，
- 回复 yongbing1993
-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目前的官方数据中，这些造假篡改用虚假的谎言代替, 就是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尤其是建国后都作了有利于走资派的修正, 对文革更是颠倒黑白造谣抹黑完全失去原来的面目。对反走资派的如四人帮冠上十大罪状, 对走资派都描写成为国为民的功臣。
- 回复 yongbing1993
- 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目前的所有官方文件、字典、历史记摘以及网上的百度百科等等全是走资派这四十多年来修正过的资讯, 根本没有真实的记摘。有时维基百科上的记录还稍客观一些。走资派的跨台是迟早的事。
- 回复 yongbing1993
- 文革中走资派一直活着，作各种坏事。要文斗，走资派就用武斗。假如在文革中对走资派大开杀戒，那么会有走资派邓小平们活下来吗？
- 回复 yongbing1993
- 文革后，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不但还活着，而且篡权执政了。走资派掌握了话语叔，会说文革好吗？
- 回复 yongbing1993
- 走资派不反文革，就没有执政合法性。所以走资派一上首先将四人帮说成是走资派。
- 回复 yongbing1993
- 维基百科中内容也是一些反共华人上传的。信不信各自自辨。
- 回复 yongbing1993
- 维基百科不算什么。走资派特色政府养着的一批砖家叫兽专门从大中小学的教材，各种词典字曲，各种存储的党史国史等都作大量修正于有利于走资派的材料，该删的删，该留的留。要找一些毛泽东杀人的村料用火车一列都装不完。
但中国的工人农民及他们的知识分子们的心中的毛泽东，不是以杀人取得成功的。
- 回复 Wuming123
- 这些人怎么也算是自然死亡吧？如果要挑刺的话，也只能说是没有得到应有级别的医疗照顾照护，其实其医疗条件远比一般人好得多！如果换成斯大林，早就被枪毙了，换成朱元璋，也是满门抄斩！
胡子太长了: 对，刘少奇不是他杀的，彭德怀也不是，那时候死了一大堆革命打天下的生死相随的，都是帝国主义害死的。
- 回复 yongbing1993
- 这里没有“回复“以上的评论者，只是想，这里不是想说服谁，或是反对谁的评论，也只是自说自话。人轻言微，影响不了大权在握且又是强大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执政地位。
- 回复 胡子太长了
- 文革期间死的那些人中共问就是没有嘛？胡耀邦、邓小平为数百万死的活的平反昭雪，那些人都不是人吗？维基百科并不值得100%相信，但是其信息来源也不都是凭空捏造。
yongbing1993: 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目前的所有官方文件、字典、历史记摘以及网上的百度百科等等全是走资派这四十多年来修正过的资讯, 根本没有真实的记摘。有时维基百科上的记
你在自己的世界里只取部分事实，而以偏概全得出相当偏激的结论，还不愿听别人给你提出的事实。
你自己玩吧
- 回复 胡子太长了
- 是，只要你自己相信， 全世界都信了。
Wuming123: 这些人怎么也算是自然死亡吧？如果要挑刺的话，也只能说是没有得到应有级别的医疗照顾照护，其实其医疗条件远比一般人好得多！如果换成斯大林，早就被枪毙了，换
- 回复 yongbing1993
- 提到胡乱邦：
胡耀邦是15岁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红小鬼，1952年被毛主席亲点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可以说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但是毛主席病重时就策划了“四五”事件，毛主席逝世后，胡耀邦更是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论与实践；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全盘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外界称为“非毛化”第一人。更加神奇的是，胡耀邦在大搞“非毛化”同时言必称毛主席，到处宣传“我是毛主席亲点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胡耀邦1957年反右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现在通用的说法是：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时，胡启立乱抓右派，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17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胡耀邦想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可是胡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启立又是公认的胡耀邦的铁杆部下，他怎么可能在没有征得胡耀邦同意的情况下乱抓右派？恐怕还是《早逝的英华》中“胡耀邦……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的说法更靠谱一些。可是今天很多右派还感激胡耀邦平反自己，这是第二个奇迹。
胡耀邦1958年是否搞了浮夸风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但是从胡耀邦70年代末开始极力反对陈云同志的调整政策，大搞“洋跃进”、“翻两番”、“大干快上”、“有水快流”等等政策我们不难推断出他当年的表现。可是今天还有人说胡耀邦头脑清醒懂经济，反对浮夸风，这是第三个奇迹。
胡耀邦是党内镇压学生运动的第一人。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胡耀邦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立即抽调了1800多名团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学，整死斗死了成千上万的学生。毛主席闻讯大怒，说：“历史上只有国民党、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团中央应站在学生一边，但却站在了镇压学生一边。”“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随后，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打倒了双手沾满学生鲜血的胡耀邦。可是胡耀邦死后竟然还有学生悼念这个开创了党内镇压学生运动先例的人，这是第四个奇迹。
胡耀邦是党内整人最狠的一个人。当初“一线”整彭德怀、习仲勋等人胡耀邦都积极参加。胡耀邦1977年当上中组部部长后大抓“三种人”，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领导，支左解放军、生产队长、土改根子、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估计全国被胡耀邦整的人不下千万。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真正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可是，今天还有人说胡耀邦宽容，这是第五个奇迹。
胡耀邦在1978年三中全会后任中纪委第三书记，由于第一书记陈云和第二书记邓颖超年迈多病，由胡耀邦主持中纪委工作。当胡耀邦主持中纪委工作时，只是提倡对内部同志的宴请用四菜一汤，但是没有强制要求，更没有采取有力的打击措施。结果，正是在胡耀邦主持中纪委工作时中国贪污腐败蔓延开来的，1980年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二百亿元。当然，胡耀邦也“反腐”，在党内一批老同志打算用胡乔木代替他时，借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把胡乔木的儿子抓起来了。至于那些公认的“改革派”大腐败分子，如赵紫阳、万里之流，胡耀邦不但不闻不问，还极力包庇。可是，今天还有人说胡耀邦清廉，这是第六个奇迹。
胡耀邦极力反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说是劳民伤财。当时，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胡耀邦却坚持己见，于1980年6月15日，批准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大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甚至强令即将竣工的西水东调工程强行下马。后来邹家华副总理访问大寨时沉默良久，最后要求把西水东调工程再搞起来，可是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当年的干劲了。今年西南6000万人遭旱灾正是胡耀邦极力反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后遗症全面爆发。可是，今天还有人纪念胡耀邦关心西南农民，这是第七个奇迹。
胡耀邦在少数民族上扶植旧贵族，打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西藏，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为近几年的“3·14”，“7·5”埋下了隐患，时人称为“胡耀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可是今天还有人说胡耀邦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这是第八个奇迹。
胡耀邦反对安全生产，80年代初提出所谓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矿山资源，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少数人霸为己有，不顾后果的胡挖乱采。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矿主们挑肥弃瘦，大量本来可以采掘的珍贵资源被抛弃，原本可以开采数十年的资源，在群挖群采的无序状态下，矿山寿命大大缩短，早早就夭折了。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导致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当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时，原煤炭部部长韩英曾经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找胡当面提过意见，但一切都没用。可是，今天还有人说胡耀邦亲民爱民，这是第九个奇迹。
胡耀邦拼命鼓吹刺激消费，1982年5月就提出要刺激消费。众所周知，80年代我国的消费品还比较少，必须勤俭节约。可是当时胡耀邦等人鼓吹刺激消费，结果导致物价飞涨，许多已经放开供应的消费品又一度恢复了凭票供应，广大人民生活遭到了惨重损失，只有少数权贵通过“官倒”在涨价中牟取了暴利。可是今天竟然还有人把胡耀邦这一严重错误拿出来吹嘘，说胡耀邦是我党最早知道应该扩大内需的人，这是第十个奇迹。
胡耀邦是国企改制的始作俑者。1983年初，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承包经营极大的扩大了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基本废除了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实际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基础上实现了经营权私有化。而厂长经理不可能满足于经营权私有化，必然追求全盘私有化。而承包经营使厂长经理失去了工人的监督，使工人失去了阻止全盘私有化的能力。最终，胡耀邦开启的国企改制导致2亿人失业，2000万妇女被迫卖淫。可是今天竟然还有人把胡耀邦这一严重错误拿出来吹嘘，说胡耀邦是我党最早知道就业压力的人，并提出只有娱乐服务等第三产业（即卖淫业）才能解决就业问题，这是第十一个奇迹。
胡耀邦极度崇洋媚外。例如，1985年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钱学森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不仅如此，胡耀邦老是觉得毛主席时代留下的黄金外汇太多，不顾陈云同志的强烈反对，要求进口美国的高价消费品，通过这种方式把毛主席时代留下的黄金外汇送给美国。最终，胡耀邦的卖国政策发展成为后来的把黄金储备放到美国，把外汇储备卖成美国国债。可是今天竟然还有人吹嘘胡耀邦的卖国政策是“开放意识”，这是第十二个奇迹。
胡耀邦极度恋权，本来他是陈云同志提名当中央主席的，可是他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上任后几乎反对陈云同志的一切政策，以此来和陈云同志划清界限。不仅如此，胡耀邦还违背组织原则直接插手国务院工作，多次要求国务院各部部长向他直接汇报，弄得他的老朋友赵太爷也十分不满。1987年批评胡耀邦的错误时，赵太爷大吐苦水，说胡耀邦四处伸手，弄得他都没法工作了。可是今天竟然还有人说胡耀邦毫不恋权，这是第十三个奇迹。
胡耀邦很爱做秀，拼命装出一副亲民爱民的样子，在人民群众中大掉眼泪，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但他及其后继者支持搞的各项改革政策（四化：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殖民化），却导致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瓦解了国企瓦解了自主产业，从根本上要挖掉人民的福利人民的命根子。他曾经猛烈批评华国锋乱写诗、乱题词、乱背古文。可是在他1987年不再担任总书记之后，不是按自己仍是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去把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管好，而是选择了古诗文的习作，到处推销自己的诗词。（这也说明他能上不能下。）其实，胡耀邦连中国古诗词的平仄格律都不懂，能写出什么诗来。可是今天竟然还有人吹嘘胡耀邦不务正业的乱写诗、乱题词、乱背古文的行为是“爱好传统文化”，这是第十四个奇迹。
- 回复 yongbing1993
- 新华网：陈永贵骂胡耀邦是“胡乱邦”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
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
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陈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有关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胡耀邦的“决定”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邦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面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开会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当时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也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工作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可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发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五六千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这里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长文。人们恍然大悟。记性好嗅觉灵的人还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发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系起来，那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和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和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
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1978年底，不过半年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它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时‘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了“西单墙”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务虚会上的一些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部分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针对自由化思潮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他又谈起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归集体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这又该怎么办呢?主动退回去?陈永贵没有明说。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词，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事实和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打电话给陈永贵，要陈永贵到他那里去一下。陈永贵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紧闭嘴巴坐着。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准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文摘报)
- 回复 yongbing1993
- 胡耀邦任中宣部长期间胡编乱造了一个张志新“割断喉管后被押赴刑场”来整毛远新，一点也不顾人割断喉管就活不了这种常识，这可以说是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再如，后来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又胡编乱造了一个《中国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来为“饿死三千万”提供“证据”（参见《非正常死亡——既然都死了，又为何复活呢？》，也可以说是妖魔化毛主席时代。结果，尽管张志新案的材料一直被封锁，但是张志新的子女跑到美国成为中情局反华工具，还是抽了胡耀邦一耳光，更不要说破绽百出的“饿死三千万”了。
- 回复 yongbing1993
- 例如刺激消费、国企改制、住持中纪委工作期间公款宴请竟达到二百亿元等等都是有出处的，最主要的是出处正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当然他是称赞这些做法的）。
- 回复 yongbing1993
- 胡耀邦1977年当上中组部部长后大抓“三种人”时，仅仅广西审查了就有上百万人，河南也不下百万。估计全国被胡耀邦整的人不下千万。这还能算宽容吗？可见，胡耀邦的“宽容”仅仅限于国民党特务、“藏独”分子、“疆独”分子等人，对于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不仅不宽容，甚至可以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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