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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十四年抗战》，实际上那时候的蒋介石国民党拥有的百万国军并没有派去东北积极参加抗战。还要把张氏父子的东北军几十万人从东北调往西北去剿杀共产党。而留在东北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当地的东北民间的抗日武装，它并不是全民抗战。所以《十四年彰显蒋介石没有积极抗日》。
因为1931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命令带领一部分南昌起义失败后逃亡的残兵败将才刚上井冈山，带领井岗山附近的工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组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的《井岗山》周围一大片地区的劳动人民，当时又成立了《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吋间从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为被蒋介石国民党派百万国军分五次进行剿条驱起后被迫去《长征》。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 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该政权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彻底的民族自决。
而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重点是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围剿，反对国民党围剿、蒋介石在忙于剿杀中国人在国内一心一意在打内战。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对蒋介石的国军共五次反围剿以后，被蒋介石国民党打败了。中国共产党就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就是逃亡。也可称为战略转移打不过就跑，君子复仇十年不晚。最后中国共产党胜利了，战略转移也成立了。如果中国共产党胜利最后没有胜利就称逃亡了。
在1931年-1934年，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国共之间的剿杀和反剿余的内战过程，根本没有形成抗战。首先作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蒋介石国民党就根本没有过抗日的部署，一心只想消灭共产党。即便在外敌入侵时也没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和王明其中包括苏联给钱和武器，希望都寄托在蒋介石，相信他会抗日的。但最终是：让全世界所有人失望了，蒋介石就是不积极参加抗日。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领导抗战，实际上是打内战的阶段。
到了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一年艰苦的长征，到1935年10月，长征胜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么，这个时候，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整整六年中，蒋介石的国军根本就没有积极参与东北的抗日。蒋介石根本就没有积极参与东北的抗日，也就根本谈不上蒋介石来领导抗战了。
由于蒋介石不想来领导抗战，发生了张学良楊虎诚将军捉蒋，逼迫蒋介石参与抗战的事件。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
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
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的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3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甚紧，便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1936年“双十二”，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即12日早晨，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
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兵进剿的严重态势，毛泽东仍从抗日的全局出发，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国共两党曾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就是因为蒋介石的反目，昔日的伙伴才成为仇敌。从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双十二”，不到十年的时间，蒋介石对共产党诋毁、通缉、追捕、杀戳，对红军一次一次的“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斩关夺隘，才来到陕北，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又亲自督战，非要在“最后五分钟”彻底剿灭共产党。
那些淌过龙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在得悉致他们于腥风血雨中疲于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笼中鸟，怎能不高兴，可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审蒋”乃至“杀蒋”，在人们的情感上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毛泽东还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