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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了革命造反迎来了和平演变
走资派邓小平们大力吹响“阶级斗争媳灭论“和否定“文革造反的革命理想“之后，从胡跃邦开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引进了西方的绝对的自由主义。从而扔掉了革命造反的理念，也就是迎来了被和平演变的开始。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所有宣传机构抹黑否定文革之后，在民间特别是民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失落的过程。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民间社会成长。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传来，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有影响的，但是随着那个时代的旧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重，这种思潮退出了知识界，取而代之的是马列主义。
但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潮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和潜伏，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在知识界，包括知识青年当中开始恢复和成长。在当时的城市和农村，有知青聚居点和家庭文艺沙龙，青年知识分子传阅书籍，交流思想，包括马列经典、现代西方和苏联的文艺和政治书籍，大多是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因为是内部出版物，政治类书籍的封面为灰色，文艺类书籍的封面为黄色。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家庭文艺沙龙进入黄金季节。当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比如说有人在探讨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在知识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
文革本来是批判走资派以揭示了中国新的未来，即中国共产党应继续革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但是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为自己翻案而否定文革的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文革《继续革命》的理想失落了。所以，当时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新的道路即走资派邓小平的有关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设计。而90年代在主流知识界被追捧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也说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也反映在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当中。
1975年1月中国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是由走资派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走资派邓小平排除了文革中的革命理想，坚持假借“四个现代化”来推行唯生产力的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是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已经提出的，在第四届人大重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跨过了文革这9年，意味着文革《继续革命》的革命理念被“四个现代化”的理念置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四个现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这个目标。从此，中国的革命话语就开始转换成了私有化话语，就是走资派特色党政府今天的这套话语。
在1975年以后，走资派邓小平又被赶下台，私有化的理想又不断被转换。但又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几年后，1987年特色政府十三大的时候，“四个现代化”被转换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但1987年走资派特色党的十三大把这个理想置换成了“小康”理想。
“小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标准，钞票的标准。这个小康标准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里被表述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也就是说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大家知道有广大的贫困阶层远远在平均数以下，所以说是“基本”，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些标准的变化，人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变迁。
人们所面对的这四十多年来的中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所谓“当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当时所说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时期。而今天所说的“当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这个当代直接承续的是文革的失败，文革失败直接导致了“革命造反”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造反”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常说的“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革命造反”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但还远远没有停止的迹象。
对《革命造反》的妖魔化还远远没有结束，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那里面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造反》被妖魔化以后，又对《革命造反》反复一万次的妖魔化的一种体现。
还有就是各种教科书，如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上世纪80年代，对《革命造反》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革命造反》的批判就渗透到了各层次的所有主流媒体，渗透到了各级各类各种各样的电视中和教科书，这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反省的。
今天中国大陆人民面临的现实，第一大特点就是对《革命造反》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造反》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对于工人农民一切底层人民，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来讲，淡忘，摒弃《革命造反》将意味着什么？
再一个特点就是迎来了《和平演变》。
改开之初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上世纪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和平演变》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造反》的理想，一种是《和平演变》的理想。刚才说了中国人的《革命造反》的理想已经被走资派们解体了，《和平演变》不久也进来了。《和平演变》理想的进来首先是八九事件，八九事件在中国的现实面前虽然被碰得头破血流而被走资派邓小平开抢镇压，但《和平演变》也是走资派邓小平做的。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和平演变》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让少数人先富。八九事件和走资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和平演变》理想是有帮助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和平演变》理想的成败问题，就是《和平演变》理想的如何进行的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是中美的桥梁。其实，中国人中很多人对这两个理想都失落了。不知信仰什么？
所以当中国人对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所有每个中国人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废墟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包括各种商品广告宣传都是这样的混沌。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群。
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实际上在当时已经感受到了文革《继续革命》理想的破灭，对文革对革命造反对领袖英雄等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所以当时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会了调侃、嘲讽、混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当时在小学不少同学就是这样的，而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绝对没有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这种理想，甚至小学生的日记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那样一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就出现了，而有些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正好遭遇到文革之后，遭遇了文革理想动摇，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当他们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主角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态度和风格登上了舞台。从小说到贺岁片，到小剧场话剧，到网络论坛，一直到手机短信，这种自私自利的态度和风格比比皆是。这是中国人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精神的现实的空虚。
同时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也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与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今天特色中国的现实，也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人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的失败，人民群众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我们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压迫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19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到那两个理想破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知道“20年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这个目标，似乎是一个未来的视野，但实际上分析一下就会看到，实际上算得都是经济帐。一本非常权威的关于学习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辅导教材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要达到43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口是14亿，那么人均GDP是要达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个指标，剩下的是国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币，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要到40%以下，以及电脑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个指标基本都是经济指标。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人好像对未来只有经济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这就是中国人的困境。
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泽东的逝世，以及毛泽东所代表的价值系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被感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大常委会在毛泽东逝世时发表讣告说，毛泽东的逝世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讣告是说“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其他人党政军领导人逝世都是说“重大损失”。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逝世的一个估价。
在世界上，当时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了169封唁电，105个国家的首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到当地的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了半旗。当时国家的数量没有今天这么多，今天因为南斯拉夫、前苏联解体等等，包括东帝汶独立，增加了很多国家。
另外，人们都知道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以至于首脑会晤多年没有实现。中日之间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互相的好感越来越少。但是，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日本，从日本的首相、藏相、参众两院议长，到各大在野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还有普通群众一万多人，都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吊唁。东京举行了规模庞大的追悼大会。当时中国是在9月18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与此同时，除东京的追悼大会以外，日本的神户、横滨、千叶、札幌、大阪、爱知、长崎、福冈等大城市，都同时举行了追悼大会。许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处挂起了毛泽东的遗像，并走上街头散发悼念毛泽东的传单。当时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后来也做过日本首相，他说：对毛主席，“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当时的藏相大平正方，后来也做过首相，他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中国隋唐时期，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巅峰，当时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国度。日本后来的“大化革新”，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都是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中国是日本的中心，而这种中日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毛泽东时期短暂地恢复了。而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国力对比和隋唐时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中国是在1949年以后才建设不到30年时间。但是当时毛泽东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从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们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当时世界各国政要对毛泽东都有很多的评价，非常多，念不过来。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纳的总统，他说：“他(指毛主席)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半个世纪来，我们越来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么反过来讲呢，在他逝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会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正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70年代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向右转的思潮。比如在发达国家，美国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他们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相应的改革。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阵营到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类似一个变化，这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个动向。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中国1978年底开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现了伊斯兰革命，扣押美国人质。从此，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承担了原来主要由中国承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但是，应该指出，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情况看，恐怖主义游击战的性价比太低。牺牲了那么多游击战士和无辜平民的生命，却仅仅消灭了2800多个敌人。过去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是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人民军队越打越强，越打装备越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敌人同归于尽。说到底，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缺少了像毛泽东那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仍然属于失去了毛泽东之后的一种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