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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抹黑毛泽东是不担任何责的
《文革中毛為什麼不救李達？》这篇文是在海外的《反共华人组识》编造的。造谣抹黑毛泽东的《李达与毛泽东有“争论”》源自梅白的“回忆”。梅白(1922—1992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1988年，梅白在《春秋》上公开发表回忆文章《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其中述说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李达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梅白的原文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1958年，李达同毛泽东有点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主席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主席，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赶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我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龚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提》。”
就这一段中有多少不实之处：要澄清梅白所说真假与否，最好先了解梅白的身份。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面见毛泽东的机会极少，没有上级组织安排是见不到的。
按省委书记王任重的说法，毛泽东每次来武汉多半是由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后来换了汪东兴)直接给他打电话，只准他一个人和公安部门的同志到机场或车站去迎接。
走的时候，毛泽东临时通知他到其住所见个面，然后在门口告别，不准王任重去送他。
省委书记王任重都不能随便见毛泽东，何况梅白呢？
王任重说：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曾经在孝感车站停车，找地委等干部和社员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是他让梅白参加的。此事是叶子龙13日上午打电话给王任重，而不是梅白说的是彭真打电话给梅白叫他转告给王任重，王任重说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这种怪事梅白为了说谎的方便，就给自己编了一个毛泽东的“秘书”的身份。
他在另一篇文章《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这样说：“1956年7月，毛泽东到湖北。我那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边需要一个人，主席的意思是要一个本地人。任重说：‘叫梅白去。’这样，我就来到了毛主席身边。”事实上梅白根本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不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毛泽东确实曾想在湖北、湖南物色专职秘书人选，而非兼职秘书，但这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而非1956年。并且，当时湖北并未推荐梅白而是推荐另一人，因毛泽东不同意而未选用。梅白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并当面反映情况的机会，可能仅只孝感车站座谈会那一次。
梅白这里说得煞有介事，却没有交待这场争论发生在哪一天。不久，梅白的文章遭到曾经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的全面驳斥。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怒斥梅白的文章“满篇谎言”。
梅白的文章发表一年后，王任重也在《春秋》发表《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对梅白所说诸事逐一批驳关于“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王任重说明梅白不在现场，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是这样写的：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李达，请他到东湖客舍甲所见见面。主席和李达谈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关于“口号不可乱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写的。我讲过在旧社会民间流行的一句话：“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若解释为，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有道理的。如果反过来说，人们想到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办到，则是错误的了。
1958年，我们的头脑发热了，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是第一大昏人。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在党内外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至今犹感内疚。
如上所述，梅白写的“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这全是一片谎言。卫士长李银桥同志以及主席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还健在，他们都会证明梅白在说谎。
梅白说他带着李达同志去见主席的时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这就说谎说到无边无际的地步了。当时卡斯特罗正在为古巴争取独立解放进行着最紧张的战斗。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胜利的，怎么卡斯特罗1958年9月到中国来了？据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过武汉，是我到王家墩机场迎接的。
卡斯特罗当时没有来，以后也未到过武汉。梅白说谎说到这种程度不觉得害羞吗？！
毛主席会见外宾或党内干部、民主人士，都是事先安排好时间的，怎能不经过他同意，随随便便闯进去吵闹一番？好象主席住所，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出进进，这是不符合普通常规的。[3]
王任重的话语直率而尖锐，所言基本真实可信，但个别推断有误，时间记忆亦有误(毛泽东4月1—12日、9月10—15日、11月14日—12月13日在湖北，12月28—29日路过湖北，恰好10月未到湖北)。因谈“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只是他批评梅白多个谎言中的一个，故行文较简单，没有完全指出梅白文中的讹误。
例如，梅白有何资格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呢，毛泽东是有专门厨师的。在梅白所谓的送李达途中，李达会同他说英语吗？李达是精于日文的。再是，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应在梅白之上，战争年代他也没有放弃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相助，My dear brother之类的词组岂要梅白来教？
毛泽东请李达到东湖客舍谈的是哲学。1958年在东湖客舍甲所，毛泽东和李达谈什么问题，王任重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这是肯定的。这次谈话谈的是什么？是梅白所说的，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而发生激烈争论吗？并且毛泽东还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吗？根本不是。所谈问题，王任重在文章中说明白了：“事后主席告诉我，他对李达说：‘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没有自己的新见解。’1959年春节，我去看望李达同志的时候，把主席的意见转告他。他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
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同李达谈的不是“大跃进”的口号，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可能令人不信，而让梅白的谎言流行。但是，这符合当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关注的实际。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有编写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教科书的动议。该年2月，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给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此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才好。’报告提出：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中的中共党史、哲学、党的建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适用的教材。对上述书籍的编写工作，必须做全面的规划和及早准备。编写这些教材，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可以对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发生根本的推动作用”。[4](pp.537-538)从此批示可见，毛泽东很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教科书的编写。
毛泽东说李达“现在写的东西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是一种诤言，也表达了理论创新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胡适反动思想批判》等。1958年，李达在新创刊的《理论战线》辟有“历史唯物主义讲座”，专门宣传唯物主义历史观，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理论。
在《理论战线》1958年第2期的《社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一文中，李达阐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规律、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即社会形态转变的社会革命规律等。
1958年毛泽东约李达谈话是谈哲学，彼此间并没有为什么口号发生争论而意气用事。至于毛泽东约李达谈话的具体时间，是4月还是11月或其他哪一天，这当另行考证它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9月，因9月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时李达刚好在青岛休假。
但梅白的谎言越传越真。自他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发表后，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争论的故事便散播开来，该故事还写进学术论著、中学生教材等。例如，《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一书曾较详细地记述了这场争论：“9月12日上午，毛泽东和李达在东湖客舍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两个‘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一场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无限大的争论。”
这一记述显然是未经考证而采信梅白的说法造成的，尤其所说的9月12日上午这一时间不对；且不说毛泽东有上午睡觉的习惯，更在于“9月12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武大，李达在外休假”。
在传播中，还有人对李达与毛泽东的这场所谓“争论”添油加醋，任意发挥。如此这般，梅白的谎言版本又被升级了。可见，澄清梅白杜撰的谎言，使其不再谬种流传，甚为重要。伪造历史已成文坛之疾，应对此零容忍。
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9期，注释略。
《人》都有吃饭和拉屎的两面性，从前，曾有一个故事讲某一个很有名气的男《人》的有关对另一个女士因吃饭和拉屎的两面性而对其的影响之大。
故事的大意是：台湾有个男的名人，第一次约会一位女士去吃饭，被这位女性的吃饭时的《上进性》所征服，所以很快结婚了。
结婚后，某一天女士土厕所时忘了锁门，男士不知道厕所内有人，直接推门想用厕所，只见女士在马桶上因便秘而用力排便面目狰狞满脸通红一副丑陋的《下流性》而脑火。很快离婚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人》都有吃饭和拉屎的两面性。
这是从《人》的生理上来讲的两面性。
《吃饭》具有《上进性》。
《拉屎》具有《下流性》。
看你专注于哪一个《面》了。专注于《上进性》，或是专注于《下流性》，这是各个专注者的喜好了。
从《人》的人性上来讲，《人》的人性是很复杂的。《人》有两面性或多面性。《人》的行为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也提醒人们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他人和自己。 尤其是某一个《人》在几十年甚至百年的人生各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行为。
《人》的有趣在于多面性，就像一张反光彩纸，每个角度能看到不同的色彩。而每一个《人》的多面性也太复杂了，根本无法辨清每一位《人》有多少面。
通常《人》的两面性指的是这个人同时具备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或行为模式，例如真诚与虚伪、善良与自私、包容与苛刻。 这种两面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根据情境、时间以及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认知而展现不同的一面，有时是为了自我约束、展示美好的一面，有时则会卸下面具，露出真实或丑陋的一面。
《人》的两面性是因人而异的。 同一个人可能对不同的人展现出不同的态度。
《人》的两面性也是因时而异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或情境下，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
《人》的两面性会受情境影响。当一个人受到他人的尊重或威胁时，可能会展现出更努力或更防御的一面。
而《人》的认知与态度各异，某个人对某人的态度和认知会影响到这个人向那个人展示出不一样的一面来。
《人》在各个人生阶段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都会具有两面性，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为了自己能在社会交往中得到最佳保护自己的生存为目的，所以此时的这个《人》会隐藏真实的一面，或展现出更被社会接受的一面。
《人》也会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塑造和鼓励《人》展现出不同的特质。尤其是《人》的内心冲突。因此在每一个《人》的人性中固有的矛盾出现争斗，如对利益的追求与对道德的遵从之间的冲突，也会导致两面性的出现。
具体到如何评价一个有名的《人》时，就出现了“有争议“，或是专注于某一面。其实是没有争议的。
首先，《人》有两面性或多面性。
其次，专注于某《人》的上进性？还是下流性？
第三，服务性。是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
第四，阶级性。是大多数在说，还是少数人在讲。
第五，各自评论者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