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云：文革岁月 11 ，认识张春桥、姚文元

文革岁月 11 ，认识张春桥、姚文元

作者   若云  

文革中，最最望而生畏、炙手可热的人物应该是江青和张春桥。大概是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之前，有一次，听说张春桥要亲自召见部分大学学生代表。在我们的上海X医，规定每班选一名，再由学校按上级下达的要求和名额（人数）挑选出几个人去。当时，从上到下，千篇一律，无论是学校、医院、医学系、卫生系、药学系，直至班级和小组的领导班子，几乎都是三派：造反派红联、保守派反联、中间派红三司。我们班里三派争论不休，吵来吵去选了二位逍遥派，一位是上海松江的陆XX，另一位是本人，还得由学校决定选一个，不知怎么回事，最后二人都去。

全校才十几个人，用校车送到市委什么会议厅，估计最多也不到一百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并排坐在位于中间的二条扶手与椅背相连的舒适藤条靠背椅上，穿二片全红领章的崭新军装，红星徽军帽放在旁边小桌上。靠背椅周围留有较大空地，没有看到保镖或警卫。这是座谈会，不是十分严肃，比较随便。那时，这二人都红得发紫、满面春光、潇洒自如。听说，张春桥、姚文元还和先到的学生一一握手，我们是后来的，可以站在他们俩旁边看看。

记得是张春桥一个人说话，姚文元光听或点头，一直微笑着沉默无语。当时的上海人，恐怕谁都知道，张春桥是有名的嘴皮子和笔杆子的双料货。他说起来不打草稿、一套一套；写起来连篇累版、又长又臭、没完没了。想不起来当时他具体说的什么，张讲完，有很多学生提问或发表看法，我们学校去的负责人肖XX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二分钟。全程约二小时左右，张姚一直坐着，没有离开过。最后散会时，很多同学自动排队与二位 “首长” 握手告别。本人和小陆在他们身旁，只顾看忘了握手，也许是人多插不上手，具体记不清了。不过，说起张春桥，自然会想起文革中本人也被整过的 “炮打张春桥”，前后有三次：

第一次“炮打”发生在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即1967年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前夕。这时全国各地热闹成一锅杂烩稀粥，到处都是造反派、保守派和所谓的中间派夺权。上海红三司第一个提出要夺上海旧市委的权。很快，我们学院的造反派也建立了革委会。就在这关键时候，大概是一月下旬，复旦大学红革会不知为什么要反对张春桥，他们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大学，听说张春桥派军队包围复旦大学，红革会头头也不怕。后来，有人称之为 “一·二八” 炮打张春桥事件。

当时，我们学校也有人贴大字报反张春桥。说句玩笑话，可能是因为上述会前会后都没有和张春桥握手，印象不深，没有情感；所以，我和陆XX都跟着班上几位同学，一起到原市委门口去贴“炮打张春桥”的横幅标语。但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反张？张错在哪里？狄克又错在哪里？一句话，青年学生全是盲目地被别人利用，一会反，一会打，背后是谁没有人知道。

到一月三十号，中央文革下达特急电报，复旦红革会才宣布不再开什么反张春桥的大会和游行，赶快放了徐景贤。接着自然是参与反张活动的人，不管哪派、不管老师、学生、干部、工人，全都倒霉挨整。我和小陆也被后来进驻学校的工军宣队整得屁滚尿流，还掉了几斤肉。十分可笑的是，在写此文查看资料时才知道，说是陈丕显和曹获秋在背后支持反张春桥。

第二次是1968年4月12日凌晨，复旦大学校园里贴出《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的大字报，同时，朱锡琪和观点相同的几位同事乘车到同济大学散发了一批反张春桥传单，掀起了第二次“炮打”事件。由于毛对张说过：“造反派犯错误，要高抬贵手。”这就导致后来上海全市范围内几次镇压造反派时，张春桥手下稍微留了一点情。

第三次是从1976年初，全国各地炮打张春桥，南京尤甚。那时周已死，毛病危，估计后台是老帅们。这次炮打至粉碎四人帮，即1976年10月6日的怀仁堂事变为止。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毛侄子后，于1981年1月，张春桥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没有想到的是，“炮打张春桥”的最后结局粉碎四人帮，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终止或尾声。从此以后，全国人民又开始了新的正常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