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武汉肺炎防疫战中的马奇诺防线与三大缺口

2020-02-27

为应对国家级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的管理与指导，中国在2002年模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组建了卫生部（卫健委）属下的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CDC，中疾控中心）。在经历了2003年SARS的惨痛及疫情需逐级层层上报而滞后延误的经验教训后，中国花重金加强了中疾控中心的建设并打造了一套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全面覆盖了从乡镇到中央的所有医疗卫生，监督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一旦疫情发生，从乡镇卫生院或基层社区医院及以上机构都可以直接报告到中疾控中心以便于国家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疫情。自2004年以来经历了禽流感及国外的埃博拉，MERS等，这套机构似乎都显示了很好的作用，以至于中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19年3月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可能出现，但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络体系建设得很好。”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肆虐时他也说“即使埃博拉万一传入中国，凭借SARS后中国建立的传染病联防联控机构完全可防可控。”始料未及的是，新型武汉肺炎一来，这套貌似固若金汤的防控机构成了中看不中用的马奇诺防线。

            除了这套马奇诺防线以外，武汉肺炎防疫中还展现了三大致命缺口：

1. 湖北武汉卫健委及第一，二批专家组：

据报道武汉肺炎第一例确诊病人是在12月8日（新报道为12月1日），尽管其后不断增多的肺炎病人云集医院但网络直报系统并没有被启动，直到12月29日武汉及湖北卫健委收到张继先医生的不明肺炎信息报告后才上报中疾控中心及国家卫健委并由武汉卫健委于12月30日在内部发布关于不明肺炎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格上报并严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国家卫健委接报后在12月31日及1月8日分别派遣第一及第二批专家组（以及1月9日中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到武汉调查，专家组（及中疾控中心）得到的共同结论是“无明显人传人证据”及“可防可控”。1月3日，中方首次向美国及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1月2，5，7日武汉病毒所，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及中疾控中心实验室分别测出新型病毒基因全序列并确定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1月4日，曾同样饱受SARS蹂躏的香港启动了“严重”应变级别，而第一批专家组组长，中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院士还不以为然，对香港《大公报》记者说病毒威胁水平有限，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现在看来湖北卫健委不仅在内部严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也可能对专家组隐瞒了某些疫情（这或为湖北卫健委第一，二把手首先被撤职的主因），但这么多专家在武汉是怎么调查的？专家组与湖北卫健委还做了一套近乎荒谬的极高确诊标准，使得大量病人不能被确诊治疗隔离而导致更多交叉感染扩散。 曾光教授在李文亮医生12月30日发出疫情信息被“依法处理”及不幸病逝后说李医生是“事前诸葛亮”但却又表示“科学讲究的是相信证据，做出判断还是得拿出证据”，完全漠视疫情及没有应有的对爆发性流行病的前瞻考虑与防控意识。直至1月18日，疫情已很严重，中央才急调钟南山院士领衔第三批冠名“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20日在最高层表态并点头后才由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但此时防疫缺口已大开，中国不得不进行代价巨大的封城保疫战。

2.  湖北武汉当局：

极其荒谬的是，湖北武汉当局12月29日收到报告后明知疫情爆发却令政法部门以“造谣”为名“依法处理”12月30日透露疫情的李文亮等8位医生而封掉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口，直接导致了许多医护人员无防备而被感染及疫情在完全茫然无知的人群中迅速扩散。在疫情汹汹，医院爆满，医护人员不堪重负，防护物资极度短缺，大量病人得不到救治隔离而使病毒全无防备地扩散时，当局完全无所作为，坐等上头指示，两会照开，百家宴如期，还让演员在春节团拜会上戴着口罩演出，一片歌舞升平景象，而疫情防控极其混乱，且在直播的全省防控大会及接受记者采访时丑态百出，一副昏官模样，令人不堪。省市第一把手双双丢官去职实乃难辞其咎。但其作为却为疫情打开了巨大缺口。

3.  体制：                                                      

中国贪官之多已是不争事实，如此多的贪官必有滋养他们的土壤，这个土壤即是中国官场无监督的权力及唯上的体制。中国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最高领导人集所有大权于一身，官员由上级任命也只对上级负责，而各级官员在自己的权职上又可以捞取很大的好处，这就决定了许多官员为了保官位或升迁而对上级阿谀奉承，唯命是从，投好行贿，而对下级则趾高气昂，收受贿赂，这种官场中如同富集在蝙蝠身上的“官”状病毒不但造成腐败丛生，一查动辄贪腐千万上亿，也使官员们的施政能力毁于一旦。在中国，维持稳定是官员的首要任务，粉饰太平则是官员的基本技巧。 一遇突发事件，官员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能压住维稳而不被上级问责，因而报喜不报忧，不讲真话与瞒报之类就屡见不鲜。已被撤职的原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自己内疚自责心态是没能“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他的自责只是对上头而不是对亿万疫情受害民众。在没有上级授权不明上意时他们则往往不能行事或无可适从，如武汉市长周先旺所说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及“20日中央表态后事情就好做多了”。可以说蒋超良 马国强们或许只是倒霉而已，在这种官场背景中若换其他人到他们的位置结果也会是一样。而那些科学家们入官场后也要顺应官场规则，两批专家们到武汉竟没有看出端倪或不敢说出实情（究竟是专家没看出或知情不报，还是报告后决策者没有当机立断采取措施以致延误 ？？？）。中疾控中心是模仿美国CDC而建，但根本不同的是美国是个分权国家，各部门各司其职各有其权，美国CDC可制定隔离检疫法规，有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发布疫情及执行隔离检疫法令，而中疾控中心只是一个卫健委属下的事业单位，一旦疫情发生他们无权发布而只能报告给上级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再上报。。。中国这套高度集权的准军事体制有时可体现出雷厉风行的一面，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则往往容易乱套而造成巨大的缺口。

一场本来可以真正“可防可控”于初期的疫情终被酿成大灾，但惨痛终会过去，而以后如何吸取教训，如应否改革中疾控中心授其行政权力，让各部门各司其职各有其权及完善问责制度，让民众能知情说话监督等或对防止下一次xxxx病毒爆发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