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上海人

我看上海人

雪梨子

上海人，这是一个很大也很热门的话题，很多作家评论家都有这方面的文章甚至专著；即便是在朋友聊天中，只要一群人中有个上海人，就极有可能引发“上海人”的话题—如有北京人在场那PK的机会就更大了。所以我平时只是参与闲聊，但一直“述而不作”。直到有次与一位居住在上海的朋友聊天，谈及她是哪里人，她有些犹豫，问原因，最后才说：“我是上海人，只是怕说出来招人嫌。”这着实让我震惊：昔日代表中国现代文明的上海人在天朝竟有了自卑感、内疚感！！

上海人张爱玲、王安忆、程乃珊对上海人都有精妙的评论，虽然偶尔批评一些上海人的小毛病，但骨子里还是流露出上海人的优越感。上海的外来移民如“横眉冷对”的鲁迅和“慈眉顺目”的余秋雨，还有外地人龙应台、易中天等也都有评论和专著，只是我看他们的文章太中庸，或者说有马列主义辩证法的味道，不敢触及到上海人之优点的代表性和全国人民对上海嫉妒讽刺的本质。

今天的“上海人”群体的历史应该不超过150年，因为上海开埠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的结果，上海是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逼迫下打开的门户之一，大清的贸易口岸一直在广州，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认为要乱也只能影响帝国的“南蛮之地”。上海就不同了，上海所处的江浙地区是历代朝廷的粮仓，关乎统治者的安危。 据说邓小平当时“摸着石头过河”时也是只选深圳珠海等地作为特区，要乱也只是影响巴掌大的地方，不会像上海，改革失败可能会危及到中国的“国民生计”。

正因为专制统治者面对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无能和无奈，上海租界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化外之地”。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的民办报纸，中国第一的印书馆和编译馆，最早的产业工人，最早的电影院，最早的舞厅和最早的跑马场--总之，上海成为中国“充分世界化”（胡适语）的主要舞台。现在的执政党中共也诞生在这个舞台上。所以说上海是中国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摇篮和试验场是毫不过分的。

既然是一个引领中国告别小农经济、专制统治的试验场，那生活在这块地方的人受到其他地区的人们羡慕和嫉恨就免不了（正如今天墙内的华人嫉妒台湾人和香港人一样，总希望所有华人都能享受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首先，“精明” 、“门槛精”是上海人被攻击的最大“把柄”。其实现代文明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个人意识的觉醒，不让他人（尤其是常常善用“国家和民族的名义”的统治者）无端侵害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天赋人权”。上海人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可是上海人这样的日常行为竟然一直受到全国人民的嘲弄，甚至有时候搬上央视的春晚舞台，你就不能不说这是庞大的落后势力对少数先进群体的集体反动了。当然也有人说，精明可以，但不能到像上海人那样自私？的确，上海人不像其他地方人那么淳朴，但并不自私，只是不想当“冤大头”而已。他们在选择做事前，一定会计算好自己的安危处境和可能达到的效果，也就是说上海人决不做“傻事”。比如，在街上发现匪徒打劫，上海人极少会“见义勇为”冲上去，因为他们自知不是劫匪的对手，冲上去既救不了人，还会危及自身；再说，制服劫匪应该是警察的事呀。但他们有可能在觉得安全的地点和时间迅速拨打110报警，或者记下当时所看到的细节，供日后有需要时作证。比起大多数北方人在抢劫事件的“见义勇为”或某些南方人对恶行的“视而不见”来说， 上海人的确精明，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

第二，上海人往往不够豪爽，做事拘泥于规则。和上海人在短时间内交上朋友，很难，这是事实；但你也发现很少有和上海朋友闹翻的？因为上海人总是“先小人后君子”，将自己对朋友的期望限制在可控范围，也将可能的朋友对自己的期望降低到自己愿意、能够做的到的范围。不像某些地方的人三两杯热酒就便可为朋友“两肋插刀”，上海人却是做到了古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上海人守规矩，崇拜规则，也喜欢通过设定规矩让大家得到尽可能的公平。比如以前（笔者亲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公交起点站的排队规矩就体现这一点：上班一族在起点站上车，大多数都希望能有座，但也有一些人赶时间，站也无妨。排在前面的希望有座位的人可能在位子坐满的情况下愿意等下一趟车，这就阻碍了后面那些赶时间的人，容易造成混乱。于是上海人就在公交起点站发明了“站队”和“坐队”去解决这个问题。据我的观察， 中国现在其他的城市公交起点站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很少有城市学习上海通过改善规则去解决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早些年虹桥机场排队等的士的地方就比其他国内的任何机场都要有规矩（不过笔者近些年也看到其他机场的的士排队有改善了）。

守规矩，通过建立合适的规矩而达到社会公平，是上海人的特点之一。

客观地说，上海人做事相比其他地方人来说，有底线的多！和其他地方一样，上海也有贪官，但你发现上海的贪官比例远小过全国的平均水准。为什么，除了做人为官有底线外，上海人的平均素质高，群众的眼睛雪亮，喜欢投诉也是重要的原因。这点与北京的朝阳群众迥异。朝阳群众是擦亮眼睛监督“阶级敌人”和党和政府的异己分子，而上海人多是监督、投诉党和政府内的贪腐分子。一个是臣民意识，一个是公民意识。孰优孰劣，泾渭分明。

本人印象最深的是八十年代，全国的火车票卧铺几乎没法在车站排队买到的--全都是靠特权和“后门”，惟独上海例外：只要是愿意排队，提前一晚到北京东路的火车票预售点排队拿号，第二天再凭号去排队，总可以买到。上海人很精明，因为卖票是在翌日，如果大家都提前去排队就得在售票大厅熬夜于公于私都不划算，前一天去拿号，第二天去排队，这样买票人也可以回家好好休息，铁路售票也不用给熬夜买票的人提供打地铺的环境。当第二天排队，你看到每个售票窗口边坐在高凳子上的自愿者—多是退休工人老伯手舞小红旗维持秩序，不由得赞叹上海人的精明、文明、规矩和公平了。

上海人欺生？的确有！但据我观察，主要原因还是某些外地人的自卑感所造成的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北京、广州和上海都一样“欺生”，只要有制度上的不合理，有等级差别，这类似的“欺生”在哪里都会存在：以前的港澳台看不起大陆人，北京人看不起地方上的，广东人看不起北方人（韶关以北），武汉人看不起河南人，县城里的也有看不起乡下的……不一而足。但任何一个自由经济崛起的城市都是心胸开阔的，香港、深圳、广州和上海一样，都是“英雄莫问出路”，要不然，来自汕头的李嘉诚何以学徒出身成为香港首富，珠江三角洲的成功企业家有一半以上是外地人，上海就更不用说了。他原本就是长三角的才俊们成功的天堂。看看上海马路的命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地级市和部分“名县”（如出过民国总统黎元洪的黄陂县和当过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老家番禺县）就可以知道上海人的海纳百川的气派。如果一定说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欺生”的话，我还观察到上海人的“欺生”相比北京广州武汉有自己的特点。北京人是通常欺你官小，广州人欺你没钱，武汉人欺河南人“脏”（当然未必）。但上海人一般欺负外地人的理由是不懂规矩、不讲卫生和不够勤快等，但他们绝不欺负有知识的人，尤其是穷学生，因为这中间将来没准就冒出一个胡适来。

另外上海人骂人方式也和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地方大抵和北京的国骂“他妈的”相似，都是在人家母亲和姊妹名头上找快感，上海人则不同，上海人骂你蠢（港督、十三点、拎不清）、脏（江北佬—绝对的歧视）和不务正业（小赤佬、白相人）。你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进步”☺。

最后一点是“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其实这正是现在文明社会所需要的认真和精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论著中分析到中国的历史上如北宋的物产丰富、国力强盛，但因为中国的官僚体系缺乏精确的管理和组织，遇到辽国和金国这样军事化组织的国家便屡战屡败。做事不认真、空谈和虚妄延迟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脚步。斤斤计较就是认真精准，这样的地方通常产品的质量都很好，比如德国人和日本人。因为消费者苛刻，如果产品质量不过关、服务不到位，这样的工厂和商店就得关门，所以49年后的“上海造”一直是中国最好的产品，比如上海牌手表、海鸥照相机、蜜蜂牌缝纫机，自行车里有永久和凤凰的两大品牌。据说拥有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就像今天年轻人拥有宝马车一样。毛主席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虽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有诸多原因，但相比国民党的“合稀泥”作风，共产党人的做事认真，无疑是胜利的原因之一。什么时候中国人都像“昔日的上海人”一样斤斤计较，做事认真，中国人就能有尊严的和其他民族和国家和平相处。

时至今日，由于交通的便利和互联网的发展，全世界正在趋于大同，中国各地的人们也在不断融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上海人也不例外，其城市特征将逐渐消失。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着一种理论叫“劣币驱逐良币”，大意是成色不足的金属货币通常会更容易流行，最终导致良币成为收藏，被淘汰出流通市场，而劣币成为市场的主流。幸运的是西方人在社会学中却没有让这条定律得逞。西方社会也有很多丑闻—劣币：如财务公司作假账和美军的虐囚事件等，但这些都没能成为主流，反而引发西方国家在制度上法律上的完善。即便是跨国公司在其他发展国家的行贿案件（因为在本国机会没法作案），美国政府也是穷追到底—他们将萨班斯法案的实施范围在全世界。虽然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行贿并没有直接损害美国利益，但他们的行为违背了美国精神和伦理道德，放任他们在海外作恶，终有一天会影响到自身肌体。 所以说， 在美国，社会学上的定律和经济学相反， 是“良币驱逐劣币”。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有点像诗人北岛的名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我还希望在这场城市文化交融的过程中，高尚进步的东西可以畅行中国，卑鄙落后的行径被埋葬在地狱，上海的年轻人应该唤起“昔日的上海精神”--精明守法、准确认真、崇尚进步，做一个自豪的上海人！

2009.06.12随感记录

2018.08自媒体首发

2020.06.29重订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