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评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一个周末长假回来，看到好几位文友都在微信朋友圈都转发《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陈寅恪逝世50周年纪念》，于是花了十几分钟来捧读，阅毕，有几句额外话想说说。

从文章看，易中天是钦佩陈寅恪的，认为时人既无陈寅恪的学问资本与胆略以及体制内的支持者如陈序经等，当下又无他所处时代的背景……顶不住，也就“劝君免谈陈寅恪”了。这个调子既褒奖了陈寅恪，也暗贬了时局，这是一篇雅俗共赏的妙文，值得在网络上热传分享。

不过，对于文中的某些说法，也让笔者遗憾。比如易中天挪揄余英时的一段话。摘录如下：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

陈寅恪是否算是前朝遗老，见仁见智。他是否后悔自己留在大陆的选择？这个，只有陈寅恪他自己知道。谁都不愿背井离乡流落他方，此乃人之常情。但陈寅恪的确是动过心，否则他不会跟着胡适乘坐抢运学者的专机离开北平！后来也是且战且退到广州的……他可能不会“后悔”，因留下来是他自己的最终选择。但以此来判断他们爱新朝，或不反感新朝，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做个假设：如果1949年撤离大陆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其对手退到中苏边境一带如海参崴……。试问：会有多少文化学者跟着共产党离开？同样的情况，那一种随着兵败的某政权逃离家乡的文化人更多？

当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选择。比如储安平就明白“国民党统治下的自由是多少问题，某党上台后的自由是有没有的问题。”但他还是在某党胜利时选择留下来了，能说明他更爱新朝吗？窃以为不是，储安平也好，陈寅恪也罢，还有众多选择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痛恨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但留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爱自己的国家：这片土地，这片河山，这里的人民。他们都希望将自己的学识献给这个国家与民族。只是后来的结果完全超越了他们最离奇最荒诞的想象……

事实上，当马思聪被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喂草（因他姓马嘛）而痛下决心带着家人偷渡香港时，你能说马思聪不为1949年他在广州时坚拒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盛邀去美国而后悔吗？？那么，陈寅恪五十年代开始被迫填写各种表格交代社会关系，肃反期间挨批判时他怎么回想自己留在大陆的决定，只有天知道？文革开始，自己虽没挨造反派的打，那是他妻子，出身名门的唐筼替他承受了。作为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妻子受辱，比杀了他还难受吧？ 这个时候，陈寅恪有没有后悔自己曾完全有条件离开而没逃离大陆，易中天未必知道，在下也不知道，也许只有天知道。

如果再参看《吴宓日记续编》，我想易中天老师对余英时先生的嘲笑是很可疑的。不仅可疑，也缺乏自己文中的逻辑。比如他文中论述郭沫若对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的考证与争鸣时，认为条件不对等，郭可查阅所有在大陆的资料，陈寅恪不能；郭沫若的发表文章途径也压倒陈寅恪，也就说有“院线”优势。那么，易中天嘲笑余英时，不也是郭沫若对阵陈寅恪吗？ 明知余英时的文章无法在大陆发表，余英时从风波后就不再返回大陆，两人能有公平公开公正的辩论“陈寅恪是否后悔留在大陆的选择”这样的机会吗？

其次，为了发表的方便，易中天也引用了某些陈寅恪夫妇赞美某些共产党员的话来充数，比如这两段：

……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陈寅恪夫人唐篔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唐篔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

陈寅恪夫人唐筼“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这句话，看你怎么理解。也是否能说老党员中大部分人是不读书的？如此，易中天岂不是被审核出版的人当成高级黑？ 事实上，当年傅斯年访问延安，与毛主席聊天索字，太祖后书赠唐人诗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有自嘲大度之风。唐篔的话里有个“但倒是”，那是否说明冯乃超是党内的一个例外呢？

最后一点，易中天试图解说陈寅恪“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代表他反感、反对马列主义，如这段论述：

就说陈先生一再坚持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 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

我看段论述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陈寅恪在宣统三年就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这能代表他敬重这个主义吗？否则按此逻辑，也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等大多数著作，并访问过苏联、还见过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罗素，岂不是更敬重这个主义？恰恰相反，罗素对马克思列宁的批评是随着他越接触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革命领袖而尖锐，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而越发猛烈。比如他在《我为什么不是某某主义者》的论述中如此评价：

In relation to any political doctrine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to be asked: (1) Are its theoretical tenets true? (2) Is its practical policy likely to increase human happiness? For my part, I think the theoretical tenets of Communism are false, and I think its practical maxims are such as to produce an immeasurable increase of human misery. （试译：关于任何一种政治学说，需弄清两个问题：首先，它的原理是否正确；其次，它的实践能否增进人类的幸福？在我看来，某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它的实践更是给人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

The theoretical doctrines of Communism are for the most part derived from Marx. My objections to Marx are of two sorts: one, that he was muddle-headed; and the other, that his thinking was almost entirely inspired by hatred.（试译：某理论学说大部分来自马氏，我反对他的理由有二：其一，此君头脑混乱，第二，他的思想完全源于仇恨。）

至于陈寅恪先生心底里对马列主义是如何评论，尤其是随着此主义在大陆的试行，陈寅恪的想法非易中天老师可揣度，我等就更无从猜测，大概还是只有天知道了。

以上三点，算是度假归来的我对那些分享《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陈寅恪逝世50周年纪念》的文友们的一个读后感回应吧。

2019.10.08夜於双松斋

【后记】前天是陈寅恪先生130岁的冥寿纪念日，很多墙内的微信营销号又大肆转发易中天老师的《劝君免谈陈寅恪》这篇文章。网络时代，骗点流量是商业行为，无可非议。但易中天此文的误导甚多，除了对余英时的言辞轻佻，很多的论点都站不住脚。故当时一蹴而就写下那些文字。后来再读，发现漏掉了该文极其关键的一点，易中天老师文中说：

......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

虽然笔者在文中的“民意”二字打引号，但他还是表露出官方对陈寅恪还好，但群众不满意。这个从文革中的现象看，如此。但群众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心理是谁调动起来的呢？易中天老师没有说。

尊重读书人，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天地君亲师”。传道授业的老师，与天地君王父母一个级别。而到了毛时代，开始贬损读书人，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既然知识分子那么无知，不再是民众尊敬的对象，而陈寅恪却还拿那么高的工资，住那么好的房子，还要占有学校宝贵的外汇，不歌颂新社会，反而写怪诗涉嫌讥讽......难怪人民群众不答应了。

可见，人民群众对陈寅恪的不满，是新朝挑拨、煽动的。这也说明，民意，是非常经不起政客们的诱迫和引导的。

2020.07.05记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