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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人不爱读书”
我之所以对“中国人不爱读书”这类市场营销软文有质疑,不光是孩童时父母的教诲和年少时叶帅的号召,也有刚上大学时读过一篇文章所带来的震撼。那是《读书》杂志的创刊号,李洪林先生①做了“读书无禁区”的狮子吼。
文章中的一段叙述给我的画面感很强,大意是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决定解禁部分图书,重印了一些中国古典名著和西方名著:
“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
国人如久旱逢甘霖,蜂拥而至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买书的人群从店内到店外,从王府井大街延伸到长安街……读者不仅来自北京,还有闻讯从外地赶来的读书迷。他们深怕这次的开禁,如春光乍泄,稍纵即逝。
还好!这次的开禁窗口长达二十年之久,我辈躬逢其盛,沐浴其间。此刻回味,实属侥幸。感谢至圣先师,感谢释迦牟尼,感谢太上老君,感谢圣子耶稣……
亲历这样的情景,谁还敢说“中国人不爱读书”呢?!不过,必须承认“中国人不爱读书”的状况,近些年来的确有此趋势。除了网络手机视频、音频和游戏等分流潜在的读者外,我以为这种现象与近些年国家的出版政策、图书的质量下降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中国人爱读书,但读者心明眼亮,他们不会花自己的钱买用马列诠释一切的教条的书,不会花时间读毫无内涵的书与那些应景、帮闲、帮腔和帮凶的书。而最近几年出版业的审查比较邓江时代要严厉了许多!那些有思想有内涵有质量的作品在成为书籍时可能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对比同一本书的大陆版和港台版就可知道,叫读者怎忍心卒读?有些是改开后才出版的书也不能随便重印,据说连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这等不温不火、冲击力远逊巫宁坤《沧海一泪》的有关“前三十年”回忆录也在其列,还有些书籍更是要被勒令“下架”,如秦晖老师的《走出帝制》……没有好书出版,市面上都是那些大国领袖的治国理论和“为世界各国开药方”的“巨著”,这怎能激起中国人的读书热情呢?
长此以往,四十年前李洪林先生“读书无禁区”的呐喊,恐怕要渐成绝唱;而那些书商们营销软文的“中国人不爱读书”的说法也许真的会成为现实。
注释:
① 李洪林,1925-2016,中共理论工作者,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和福建社科院院长等职
2019.09.03撰发
2020.07.13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