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周年校庆日忆朱九思院长

七十周年校庆日忆九思

雪梨子

【按】看到朋友圈中老同学们都转发华中工学院七十周年的校庆文章，才想起自己母校已到“从心所欲”的境界。

八十年代在华工擂功时，老师们多是清华、交大的毕业生，闲聊时对自己母校的尊敬也深深刺激着我们--我们当时的校龄不到“而立之年”，虽八十年代初时华工因在文革后期招揽不少“右派”、“臭老九”学术专家而实力暴增，但毕竟是家新锐大学，没有历史沉淀，也无从享有历史的荣耀。有位交大毕业的老师安慰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华交大就慢慢没有历史优越感了。他举例牛津与剑桥，前者早一百多年，但「现在还不是旗鼓相当？一百年后华工就没有这方面的劣势了，当然，靠各位同学的努力。」

这很励志，故铭记至今。只是惭愧的很，自己并未为母校的辉煌做任何贡献。但想起华工--今天的华中大的成就，老院长朱九思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我称他为“华工之父”。将一篇悼念他的旧文重发，既缅怀前辈，也顺祝母校七十周年生日快乐！

2021.10.8於悉尼

追忆琐事悼九思

今早起床，习惯性地浏览各微信群，发现最震惊的新闻是朱九思去世的消息。

朱九思，这个曾经影响我少年成长乃至一生的老院长，在踏入100个年头后飘然离去，让我禁不住失落、惆怅，感念他四年多的教导，写下这些文字，以解心头悲绪。

老实说，我之前并不是很喜欢这个院长，尤其是大学四年的光阴里，我们都是生活在他的阴影中。他的专断、独裁和有时候的僵化思想，让我们这些寻求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大学生很难适应。比如当年《中国青年报》轰动一时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院宣传部就斥责为“消极堕落的人生观”，这当然是秉承九思院长的旨意。至于有关周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人的异化”而引起的讨论，九思院长也是坚定地站在保守僵化的中央领导一边的，对本校思想前卫的教工学生们大加挞伐。

相比邻校武大的刘道玉校长的改革举措，活跃自由的校园风气，我们很多同学都后悔选择了这个“严谨”的华工，因为我们入校的那年武大华工的起分线是很接近。

对九思院长的印象，首先来自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没有谷歌和百度这样的搜寻工具方便查询，加上自己的学识浅陋，进校后和几位同学一直都好奇朱九思这个名字的来由，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回忆某学问大家的文章中，大家才知道九思这个名字可能来自论语中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但生活中的九思同志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君子谦和之风，只有君王的威严形象。虽然大学四年无缘与九思院长近距离接触，但无论是华工院刊上的照片还是露天电影院的全院大会的主席台上，以及阶梯教室的专场讲座中，九思给学生的印象都是不苟言笑的。也许如孔子言“君子不重则不威”吧？而系里的政工干部对同学们的种种责难每每都以“九思同志教导我们”为由。这，也无形之中增添了九思院长的负面形象。

九思在李德伦讲座中的插话，该神情是我对他的标准印象

大学四年的光阴匆匆流过，我们进入社会，这时发现九思院长的某些政策还是挺管用的。例如在校期间九思院长大力推广的“第二课堂”，礼聘很多社会名流到学校演讲，为我们开阔了思路。我印象中在校听过的名人讲座有李德伦的交响乐讲座、费孝通的社会学讲座、温元凯有关改革开放的讲座等等，和其他同类工科院校的毕业生，我们显然要“见多识广”一点；大学期间九思曾强力要求至少一门基础课采用原版英文教学，对于当时的情况无论是讲课老师还是我们听课的学生，采用非母语教学其实是不成熟的，即使是今天，是否母语教学也是一个有学术争议的问题。但九思在华工是一言九鼎的，他的观点我至今都记得：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就得“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项政策在实践中似乎不太成功，但给我们的好处是科技英语阅读水平大增。在工厂查看、翻译外文资料的速度明显快过其他同事—因为我的大学物理学是使用原版教材。但对九思院长的印象依旧没有什么改善，记得是大学毕业后的一年左右，听说九思院长因一个不大不小的“丑闻”下台了，我们几位华工校友在聊天时还着实高兴一番，希望九思的离开可以给华工带来新的生机。

一九八七年夏，我因故不得不离开A市的单位，侥幸考上了西南交大研究生，正在逐个与同事朋友话别，一位78级的学长通知我A市“华工校友会”成立，朱九思同志亲自来参加成立大会，要我一定去捧场。那个时候A市的华工校友是个位数，我参加的“意义重大”--至少可以将参会人数增长10%以上。到会后才知道，九思老院长自下台后，全力投身于各地校友会的组建工作，A市校友会已经是他组织的第二十多个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九思，发现他竟然十分矮小，清癯的面庞有几块老年斑，脸上挂满了笑容。昔日威严武断的君王形象荡然无存。当年席间的谈话内容现已记不大清了，但望着这个为母校拼搏的老人，我顿时对曾幸灾乐祸于他的下台感到有些惭愧。校友会结束，全体校友（含A市政府代培毕业生）不到二十人，大家一起和九思老院长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随着我读研究生，两年后风波猝起，只能辗转流离。照片已不知何处了，但九思院长在我心中的形象已经从一个威严君王转化为和蔼老伯了。

退休以后的九思，和蔼可亲。完全颠覆了大学四年的形象

对于九思院长的历史地位， 我想过高的赞誉未必是严谨求实的九思院长所希望的。他不是蔡元培，敢于同当局叫板、开风气之先的民主斗士，他在思想解放的程度上也不如同时代的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九思院长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有着政客的谋略，善于利用现有的条件与权限将事情做成，而不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如九思院长的自我评价“我当校长时创造性的工作主要是两件半事情：一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二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半件事是植树造林。”自知者明！！

我以为，九思院长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华工，包括他离开华工后主持各地校友会的组织建设。华工今天的成就与地位主要归功于党领导下的九思院长。他不是中国的教育家—中国近六十年没有真正意义的教育家，但九思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巨匠，他将党在不同时期的理念与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融合在一块，因缘际会，成功创建造了一所新的大学—这可能是共产党执政后创办的最成功的大学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朱九思先生无愧于“华工之父”的称号。

九思院长千古。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悉尼急就并首发

本文曾在2016、2017年九思院长忌日时在自媒体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