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唏嘘：中共缔造者的最终结局

在当今人的眼中，28岁是个掀不起多大风浪的年纪。103年前，10几位平均年龄28岁的人士，悄然成立了一个组织。可能连他们自己做梦都想不到，这个组织，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世界的大格局。

今天是中共成立103年纪念日。中共作为当今世界的最大政党，其的成立和发展波澜起伏，早期发起者和参与者的结局也是五花八门。

中共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党，它的“一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它的缔造者们结局大多不好，除了毛泽东、董必武两人最后站在了天安门上外，大多数无缘享受那样的殊荣。然而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李震瀛、李启汉、沈泽民、李达、周佛海十四人。这里面令人关注的人物有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这些人后来一直活跃在中国政坛，只是站在了中共的对立面上。

而党的一大更具代表性。

1921年7月23日那一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和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秘密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担心法租界巡捕干预，代表们8月3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闭幕会议，选举出中共中央局三名领导成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中共后来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这15名与会者，连同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驱，是公认的中共缔造者。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有一幅董必武的题字“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其源自《庄子》，原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他们开创的事业如此宏大，但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外15名与会者及南陈北李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1.两名国外与会者

两名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后来都受到党内政治冲击并死于枪决：一位死在纳粹枪下，另一位则被自己人当成内奸处死。

马林(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1942)，荷兰人，本名斯内夫利特，化名马林。早年参加过荷兰和当时为荷兰殖民地印尼的工运和共产党活动，后被列宁做为共产国际代表派到中国。马林和孙中山建立联系，主张国共合作，并向中共传达第三国际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命令。马林1923年离开中国。1927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成仇，马林站在托派一边。二战爆发后，马林参加荷兰抵抗运动，1942年被纳粹德国枪决。

尼科尔斯基(原名Владимир Абрамович Нейман，化名Никольский，1889 - 1938)，俄共党员。1921年6月被派到中国，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为苏联从事与远东事务有关的间谍活动。1938年，在斯大林展开的肃反运动中，他被当成间谍枪毙。

2.13名中国与会者

1）三名负面人物

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国代表有13位，这些人是实打实的中共建党元老。不过，13名参加“建党伟业”者当中，有几位沦为“落伍者”甚至“历史罪人”，其中一名被中共视为“大叛徒”，还有两名是遭国民党政府惩罚的“大汉奸”。

张国焘(1897-1979)，江西人萍乡人，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追随李大钊参加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张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是三名“中央领导”之一。张一直在中共身居要职，包括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1934年，在国军围剿下，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6月，张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毛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实力强于红一方面军，双方产生矛盾，张另立中央。毛北上延安站稳脚跟，张南下损兵折将。共产国际宣布延安的中央为正统。张被迫北上奔赴延安，被剥夺兵权。

国共合作抗日后，在中共内部受打压的张国焘1938年跑到西安投奔国民党，被中共开除党籍。张后来担任过军统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衔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1948年，随着中共军队节节胜利，张迁移台湾，1949年又移居香港，1968年移民加拿大，1979年在多伦多病逝。

陈公博(1892-1946)，广东人，早年参加过反清活动，大学毕业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州和陈独秀参加组建共产党支部活动，1921年代表广东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共产国际及中共召开“西湖会议”，要求中共支持当时在广东的孙中山和国民党，陈公博因支持与孙对立的陈炯明而遭党内警告，陈脱党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左派并任高级职务，曾与汪精卫等人在国民党内挑战蒋介石权威。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在1938年随汪精卫在被日本占领的南京另立伪政权，和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分庭抗礼。陈公博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汉奸”。日本战败后，陈逃亡日本，遭国民政府通缉，后被押回中国。1945年6月，陈以通敌叛国罪被处死。

周佛海(1897-1948)，湖南人，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共产主义，1921年以旅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一大，还替陈独秀担任过代理书记。1924年，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并脱离共产党。周曾站在汪精卫一边反对蒋介石，后又跟随蒋介石并任高级职务。

1938年，周追随汪精卫到南京组建伪政府，曾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从1940年起，周又与在重庆领导抗日的蒋介石政府暗中联络，表示愿“戴罪立功”。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曾参加在上海的战后接收工作，但因舆论压力，蒋介石还是于1946年以通敌叛国罪把周关入监狱。周佛海1948年死在狱中。

周佛海在日本出生的次子周幼海在1946年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建立政权后在上海公安局工作，从1955年起因“反革命罪”先后两次坐了18年的牢。1983年被“平反”，1985年病逝。

2）四名脱党者

刘仁静(1902-1987)，湖北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出席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后曾任共青团书记。1927年，刘在苏联期间正逢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刘离开苏联途中绕道土耳其拜见已被开除党籍的托洛斯基。回国后，他被视为“托派分子”并被中共开除党籍。刘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脱离托派，在国民政府中谋职求生。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刘又到北京投奔他当年参与创建的共产党。1950年，《人民日报》 发表刘的认错声明，同时加编者按说，刘仁静对过去的反革命罪行认识得还不够诚恳深刻。刘被安排做编译工作。1966年文革爆发后一度被关进监狱。

1981年中共党庆前夕，官方媒体采访当时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刘再次表示自己犯过重大错误，还感谢共产党对他“仁至义尽”。1986年，刘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老人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亡。

包惠僧(1894-1979)，他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后参加组织工运。1922年曾在湖北招待毛泽东，请他吃武昌鱼。按照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包在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任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参加北伐。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指责他没有做好国民党将领工作，给予他警告处分，包惠僧随后脱离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任职。1944年国民政府缩编，包申请离职，后移居澳门。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投奔昔日同事，后担任国务院参事等闲职。文革期间曾遭冲击。包惠僧在1979年病逝。

李汉俊(1890-1927)，湖北人，早年留学日本并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中共一大就在其兄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召开。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不和而退党，在武昌教书，后加入北伐阵营。1927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爆发宁汉战争，武汉为左派大本营。李被攻入武汉的桂系军队以“共党首要分子”罪名逮捕并处死。

李达(1890-1966)，湖南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参与陈独秀的组党和宣传活动。李达参加中共一大并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3年，李达和陈独秀吵翻脸，脱离中共，从事教学，还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他后来长年在国统区讲授马克思主义。

1949年，毛重邀李达入党。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人大常委等职。文革爆发后，李达沦为批判对象。1966年，因连遭批斗，病重得不到治疗，凄惨死去。

3）四位早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恩铭(1901-1931)，贵州人，一大后曾到苏联参加国际共产党人大会，后在山东从事工运，1926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被捕，1931年被枪决。

王尽美(1898-1925)，山东人，和邓恩铭一道参加中共一大，是中共在山东的组织者之一，1925年在鼓动工运期间因肺结核病逝。

何叔衡(1876-1936)，湖南人，与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参加中共一大。1928年赴苏联，1930年回国，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负责人。1931年进入中共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任“苏区”法庭主席等职务。党内“肃反”期间，何被认为“右倾”，撤销所有职务。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何被留在根据地。1935年，何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被民团武装打死。

陈潭秋(1896-1943)，湖北人，和董必武做为武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陈潭秋参与领导过工运，做过中共的省委书记，1934年到苏联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陈1939年赴新疆担任中共代表。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人在1943年被盛世才下令处死。

4）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董必武(1886-1975)，前清秀才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日本留过学。在中共一大代表中，除了毛泽东之外，他是硕果仅存的身居大位者。中共建立政权后，董必武担任过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和中共政治局常委。董必武似乎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斗争，既没有受过整肃，也不掌握实权。文革期间，身为中共元老的董必武本人没有被打倒，但他的小儿子却因政治问题两度坐牢。

毛泽东(1893-1976)，湖南人，他被公认为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从1967年直到现在，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的门边八字墙的东侧就一直镶着这样的大字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3.南陈北李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俩人虽是中共的源头，但都没有亲自出席中共一大，不在一大代表之列。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人，曾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教授，与陈独秀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组建中共。1924年，按照共产国际下达的国共合作指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北洋政府指责李大钊“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并对他发出通缉，李大钊躲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区，继续指挥活动。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按照《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得进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苏联支持下誓师北伐。1927年4月，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经列强同意后派兵查抄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并查获武器弹药和宣传品。北京教育界和政治界呼吁宽大处理并通过普通法庭审理李案，但北洋军前线将领要求严惩。李大钊最终被送交军事法庭，并以勾结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判死刑。李大钊从容赴死。张作霖同意李大钊的要求，对他实施绞刑而非枪决。

陈独秀(1879-1942)，安徽人，新文化运动主要倡导者和五四运动精神领袖，做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及教授，中共建党期间在上海和广州活动。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曾表示反对，但还是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展开清共，但汪精卫最初仍坚持联共。陈独秀和汪精卫1927年4月曾发表联合宣言，试图维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合作。但新形势下，共产国际曾下令中共自行组织武装。7月，共产国际重组中共领导层，陈独秀被停职。汪精卫随后也展开清共。8月7日，中共在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下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展开武装斗争。陈独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革命失败”的责任归给了他。

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共提出“武装保护苏联”口号，共产国际表扬中共体现出国际主义风范。陈独秀发表文章，既反对国民党政府以民族利益为口号挑战苏联，又批评中共的宣传方式“超越群众”。中共宣布陈独秀丧失无产阶级基本立场，沦为托洛斯基反对派，开除了他的党籍。

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组织召开统一大会，推举陈独秀为托派的中央书记。陈独秀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敌人。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章士钊、胡适、蔡元培和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中外文化名人纷纷呼吁国民政府宽大处理，但各地国民党当权者要求严惩，共产党继续谴责陈独秀。1932年，陈独秀以宣传叛国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囚禁在南京。

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前夕，国民政府将陈提前释放。中共发表题为《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要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回到革命的行伍中来”。陈拒绝认错。他既不愿意返回共产党做摆设，也拒绝与国民党合作反共。1942年5月27日，贫困交加的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