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朱德涉嫌谋反的疑案：八八大案

文革时，朱德涉嫌谋反的疑案：八八大案

文革时，中共最高层关系复杂，人人自危，早已淡出核心圈的朱老总也未能置身度外。

八八大案就是其中一起至今没有结案的疑案，其中背景非常复杂。

1.案情经过

1966年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兰州，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兼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刘澜涛负责接待。朱德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泽东搞掉。朱德熟读历史、政治经验极其丰富，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泽东。

2.案件处理经过

毛接信后，立即转交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处理。谢将其定为第一大案，因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立即派专人将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到浙江省公安厅侦办。浙江省公安厅委派由副厅长丛鹭丹负责此案，抽调刘德芳、谢士栩和杨宪橙等七人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因发信邮戳上的日期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

专案组根据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作案者大胆妄为；词语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应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到达兰州的时间十分接近，应是对朱德行踪非常了解之人。

但是浙江方面的侦破并无进展。公安厅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内部高级宾馆）、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浙江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

公安部听取浙江方面的汇报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调查。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浙江工作情况，如此大案从此偃旗息鼓。

3.案件出现的背景：为什么是朱德？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燃了长达十年的文革之火。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人们难免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显然不少人想到了朱德。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受到围攻。发言者除了林彪、康生以及后来成为坏人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外，也包括后来被归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列的周恩来、陈毅、乌兰夫、薄一波、张鼎丞等等。

没过多久，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在北京大街的墙上，出现了“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帽子朝朱德扣过来，甚至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4.案件的可能原因

轰动一时的严慰冰案与此有相似之处。1960年至1966年期间，时任副总理兼任文化部长的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向叶群及子女投寄将近六十封匿名信，攻击叶群的私生活，声称叶群子女并非林彪亲生，并声称叶群的女儿与刘少奇的子女长得很像等。后案件被破，严慰冰被关。

1966年底，浙江方面调查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

因此有人判断：此案很可能是用来试探朱德的“体温计”，因无法深究，此事成为一宗疑案，不了了之。